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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 捷勝風情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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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7-14 17:00 編輯

捷  勝  風  情  錄

何秀榮 / 編著

                                             

           第一章   概  
      捷勝是個歷史悠久、山川秀麗、語言風俗獨特和文化積淀較為深厚的古鎮,也是粵東的海防重鎮,素有“黃金海岸”之稱。

      它地處廣東省汕尾市城區東南部,即東經115?22′30″——115?26′45″、北緯22?45′00″——22?42′30″,東、北、南與汕尾、東涌、紅海灣(田墘、遮浪)接壤,南臨太平洋海域,距汕尾市中心16公里,屬亞熱帶海洋性區域,年平均氣溫21.9℃,年降雨量1700毫米。春夏季多為西南、東南風,冬季為北至東北風,夏秋季受臺風影響較明顯。全鎮總面積約50.8平方公里,占全市的8.5%。海岸線全長12公里。全鎮轄14個行政村、4個社區、34個自然村。人口5.6萬人,均為漢族,多集居于城圩與近郊,姓氏約110個。海外華僑、港澳同胞約2.5萬人。鎮政府設后山頭。

       捷勝枕山面海,山水奇秀;氣候溫暖,雨量充足;冬暖夏涼,四季常青。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屬丘陵地帶;三面環山,一面向海。山多巨石重疊,海為優良漁場。西北部有蜿蜒盤錯的白云山、雞啼嶺、霞仔山等山脈。南部距陸地五公里的海域,有龜齡島、菜嶼、撈投嶼、青嶼、鷹嶼、牛皮洲、三角洲、赤臘等島嶼,明石暗礁盤踞,是鮑魚、海膽、龍蝦、膏蟹、角螺、蚌蠔、石斑及紫菜、果菜等海珍生物的盛產之地。外面那浩瀚無際的太平洋海域,是廈門、汕頭至香港、廣州及東南亞航線的必經之地。

    沿海沙灘自東而西又有石狗湖、雙石湖、沙坑湖及東坑湖相距并列,是出水與容水所在,也是天然養殖的場所。陸地中部,九伯嶺(原稱九敗嶺)山脈分隔為東西兩處農區,旱地具多,水田多分布于東、西洼地,全鎮共有耕地11858畝,其中旱田6975畝,水田4883畝,耕地多為砂質土和壤質土,只有少量的淤泥土壤。適耕性較強,屬四季常綠產區,盛產著稻谷、蕃薯、花生、西瓜、冬瓜、荷蘭豆、薯菇、荔枝、香蕉、楊桃、番茄等糧食及經濟作物。


    全區有九伯嶺、東坑、前進三宗蓄水量三百萬立方米以上的水庫和錫坑等三宗小型水庫。總蓄水量達800多萬立方米;沿海修筑了防潮堤,營造了防風林帶,出海口還建有水閘。鎮(區)辦企業主要有建筑、漁農具、造船、制鹽、塑料、貝雕等工廠。原貝雕工藝廠的產品,曾連續十多年參加廣交會的展銷,埔尾建筑隊更為出名。區內還設有衛生院、影劇院、電影院等。商業網點遍布全鎮。可以說,捷勝平原板塊的耕作環境、沿海地區的漁撈養殖環境及商業經營環境是非常獨特的,它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不愧是祖國南疆的勝地。

      地處省尾國角的捷勝,人文歷史悠久,名勝古跡名聞遐邇。它有距今六千年至三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沙坑北、沙坑南、東坑南、牛肚南、沙角尾等遺址;還有唐宋元時期的海底城寨、大石牯古村落及茅埔墟鎮等遺址。城西東坑村有建于南宋末期的白石庵;城內有建于明代初年的古廟、觀音堂、古城角和具有建城標志的城隍廟、五土四社稷;城西和城南有建于明崇禎年間的云山寺、云海寺;石厝村山崗有明末清初愛國志士廖天佐和劉鍔隱居的天然石室“黎明洞”,其摩崖石刻詩文是汕尾市重要文物古跡之一;牛肚西南的海灘有建于明末為抵御敵寇而犧牲的“七老將”祠;南海岸東西兩處還有建于清代的煙墩遺址;西門近郊有建于清光緒年間仿西式建筑造型的天主教堂,該教堂是當時海豐縣中心教堂之一;北郊的狗地埔還有紀念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犧牲的革命志士而建的革命烈士紀念碑,這些文物古跡是汕尾市有名的旅游勝跡。

      捷勝,歷史沿革脈絡清楚。它原名捷瑯埔,地處要荒。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便有先民在捷勝的沙坑、東坑、牛肚和沙角尾一帶漁耕狩獵、聚居生息。他們胼手胝足,開辟草萊,創造著捷勝的遠古文化。歷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戰國時期為南蠻之地,是百越族的一部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嶺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海豐始被納入中國版圖,捷勝亦隸屬南海郡博羅縣地。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滅南越,開鑿楊桃嶺(今稱羊蹄嶺)官道,其后分諸郡置海豐縣(一說置縣始于東晉咸和六年,備考),仍隸南海郡(杜氏《通典》、宋樂史《太平廣記》、《海豐縣志》),捷勝乃屬南海郡海豐縣統轄。經魏晉、隋唐,捷勝仍屬海豐縣地。北宋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一說“熙寧元年”),王安石推行“募兵制”新法:“民十家為一保,五十家為一大保,十大家為都保。”因而海豐全縣改“里”為“都保”,分設興賢、石塘、金錫、楊安、坊廓、石帆、吉康、龍溪八都,捷勝則隸屬海豐縣金錫都。

     迨至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八月十五日,捷勝始置千戶城所,隸屬惠州府海豐縣碣石衛金錫都。清朝沿用明朝舊制,捷勝仍隸惠州府海豐縣碣石衛金錫都。

       其時,捷勝所統轄區域較廣,除了現在的格塘、馬鞍山、軍船頭、塋頭、大塘、沙角尾、牛肚、沙坑、東坑、雙湖、石厝、南門崗、大淋、石頭、南門外、城內、新建鄉、大水溝、烏土、李厝鄉、程厝鄉、貓空、屈籠、內坑、格坑、大布、埔尾、芴仔、公頂坑、龍頭鄉、大流、水閣、聯星、金德鄉等34個自然村之外,還曾轄有花樹、大華、苦厝鄉、后沃、沙海、鱟山羅、鱟山魏、卡吳、船尾地、馬巷、牌仔、龍溪、石龜、郭厝寮、豬母寮、黃竹坑、空內、遼口、青龍頭、町前等鄉村。隨著歷史政壇的變化,捷勝為區為鎮,或合或分,旋而復始。

       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廢除清朝舊制,建立民國。民國二年(1913年),劃捷勝、寮口、東洲坑、田墘、湖內及遮浪六鄉鎮設立捷勝區公所,駐地捷勝城內,為海豐縣第八區。

      民國十六年(1927年)11月大革命取得勝利,在捷勝衙門和北門街紅樓分別建立中共海豐縣第七區委員會和海豐縣第七區蘇維埃政府。

      至民國十七年(1928年)3月大革命失敗后,仍為民國海豐縣第七區。捷勝原已分設的東、西、南、北四鎮,后并設為東南和西北兩鎮。民國二十五年(1936),第七區公所改為第四區署。

      民國三十年(1941年)農歷二月廿七日,日本侵略汕尾,捷勝處于淪陷狀態。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六月,捷勝并入汕尾第四區署(署址設汕尾);同年農歷十月初九日夜,日軍撤離汕尾,恢復第四區署(署址設捷勝)。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東南鎮和西北鎮合并為捷勝鎮。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1月,日本侵略者第二次登陸汕尾和海城,捷勝設立偽村公所。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恢復鎮公所建置,隸屬汕尾第四區署。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7月1日,捷勝解放,建立鎮人民政府,劃歸海豐第七區所轄(所址設田墘)。

       1952年9月,捷勝分設第八區公所,駐地捷勝,下轄捷勝鎮(指城內)、新聯、新安、西郊、石崗、沙塘、大流、東沙、洪流、民安、安華等11個鄉鎮。1953年,第八區改名為捷勝區,下轄捷勝、沙塘、大流、石崗、西郊、安華等6個鄉鎮,至1956年下轄鄉鎮除安華劃歸流安鄉外,其余五個鄉鎮合并為捷勝和大流兩大鄉。1957年合并為捷勝鄉。

      1958年9月,撤區組建人民公社,設管理委員會,下轄東村、南村、西村、北村、居民、聯和、聯明、聯星、大流、埔尾、前進、東坑、沙坑、牛肚、沙角尾、五愛、石崗、漁民等18個大隊,共224個生產隊。

       1968年,公社、大隊管委會改名為革命委員會。1984年3月又改建為區公所,下轄大流、埔尾、前進、東坑、沙坑、沙角尾、五愛、石崗等8個鄉政府及捷勝人民政府。1987年4月撤區公所建立鎮建制,捷勝仍屬海豐縣地。

      1988年3月7日,汕尾設立地級市,劃沿海的汕尾、紅草、馬宮、東涌、田墘、捷勝、遮浪七鎮為城區,捷勝從海豐縣析出,改屬汕尾市城區統轄。自古以來,捷勝均屬政權要地,是全鎮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中心。

    從以上歷史變遷情況看,捷勝這個古鎮的滄桑史,基本上可以劃分為辟荒聚落建置發展農運解放三個時期。當然,這不是唯一的劃分方法,比如用時代、朝代或年號順序來劃分亦無不可。之所以這樣劃分,主要是想扼要地將各個時期的突出特點概括出來,使讀者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印象。下面,就來談談各個時期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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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2019-6-13 09:47:31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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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7-14 17:02 編輯

         (一) 辟荒聚落時期

      抗日戰爭初期,意大利的麥兆漢神甫及我國著名歷史民族學家楊成志、顧頡符先生在捷勝沿海一帶,發掘了許多石器、陶器等文物,其中石器有大小長短不等的梯形石錛、石斧、石刀、石矛、石戈、石鏟、石箭鏃、石網墜等;陶器則有大口樽、敞口罐、圓底釜、圈足盤等。有的陶器還刻有云雷紋、方格紋、曲折紋、梯形紋、葉脈紋、刻劃紋、篦點紋、繩紋等紋飾。據考證,這些器物的用料、制作方法、造型及紋飾,具有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和春秋戰國初期的文化特征。

      由此可見,捷勝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就有先民在那里聚居生息。那么,這種先民到底是何種族系?他們是不是捷勝的土著居民?種種問題因資料的大量缺乏而成為難解之迷。有鑒于此,筆者在翻閱了相關史料之后,大膽地作出如下推測:捷勝先民屬于古越族人,他們是捷勝的土著居民。

      根據考古學文化特征的研究,代表百越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錛及印紋陶器等,在捷勝沙坑北、沙坑南、東坑南及沙角尾等遺址中均有發現,這說明古越族人早在新石器時代,即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已經生活在捷勝沿海一帶了。而從廣東東南各地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來看,亦證明了他們早在南粵大地生息繁衍。
      事實上,約距今12.9萬年前,在粵北曲江縣馬壩鎮西南獅子山獅頭溶洞內,就有古人類居住。考古學家稱之為“馬壩人”,他們是嶺南地區的人類始祖,比北京猿人稍晚,前額比北京猿人偏高,面部具有黃色人種的基本特征,屬于古人階段。而進入新人階段的則有距今約三萬年前的峒中巖人及距今約16000年前的黃巖洞人,到了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嶺南地區則是古越族人的天下。因此,古越族人是馬壩人的后代,是嶺南本土的民族。那么,在六千年前,這些古越族人又是如何遷移散居到捷勝沿海一帶呢?下面先將古越族人的分布、生產及生活上的情況,作一概略敘述,然后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古越族是我國古代長江以南最大的一個族群,分布很廣,支系眾多。《漢書•地理志》師古注引臣瓚的話說:“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越)雜處,各有種姓。”即是說自今越南北部經廣西、廣東、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雜居共處,但又支系不同,各有種姓,互不統屬,因而被稱為“百越”。關于百越的形成,還有另一說法。即公元前307年,楚攻殺越王無疆,越國為楚國所滅。越國的王孫貴族紛紛向南逃竄,在楚國統治力量較為薄弱的南方占地為王,各自建立自己的小國,于是便出現了東越、西越、南越、閩越、甌越、駱越、于越、濮越、滇越、句吳等諸國并立的局面,而統稱為“百越”。依筆者陋見,此說顯然欠妥。前已提及,南粵地區早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便有古越族人生息繁衍。由于他們在地理上分布廣闊,發展不平衡,歷史上各自為政,未能形成統一局面,而各有自己的族稱,如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句町、句吳、無諸等,均為百越各部。只不過當時未有“百越”這一族稱罷了。因此,“百越”的局面在春秋戰國時期以前就已經形成,但絕不是上述所說的那樣:在戰國中期,越國為楚國所滅,其王孫貴族退居南方,各自建立自己的小國時才形成的。至于“越”這一族稱,在秦漢以后才見于文獻記載。由于百越族群分布廣、支系多,各有自稱,且又具有共同的基本文化特征,因此史籍記述時為了區別往往在各地越人自稱上,帶上一個“越”字,如閩越、甌越、駱越、滇越等等,而“越”這一稱呼才逐漸成為百越族群的通稱。

      百越各族雖然分布廣闊,但總的說來,其居住環境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分布在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縱橫的地區,甚至分布在山區和云貴高原上的越人,亦沿著較為低平的河谷平壩居住。因而從地理分布上說,百越屬于南方低地平原民族,它不同于高原山區民族,更不同于北方草原民族。這樣的地理生態環境,在長期歷史發展中,給百越各族的生產和生活帶來明顯的影響。在遙遠的古代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其影響也就越大。這種生態環境和人們活動的交互作用,表現為百越各族在生產和生活上與水具有密切的關系,即善種水稻、喜吃蚌蠔、熟習水性、善用舟楫、居住干欄、斷發(或椎髻)文身、崇拜龍蛇等等,無不與水有關。
現在,我們已了解了古越族人的基本情況,下面就來談談他們是如何遷移散居到捷勝沿海一帶的原因。

      從上述情況可知,百越是一種與水有特殊關系的民族,他們喜歡分布在平原低地、濱海山谷及水道縱橫的地區,主要依靠捕魚采蠔、種稻狩獵為生。由于氣候、物質環境的轉換,致使部分越人向粵東海豐地區遷移。當時的捷瑯埔雖說是“蠻煙嶂地”,河沼蘆茭(紅樹林)叢生,蟲獸滿山,然由于地緣要素獨特,地處南太平洋,氣候溫暖,雨量充沛,四季如春,因此,其平原低地和濱海山谷等居住環境卻很優越,而且物質資源亦甚豐富。從寶樓山(解放前屬捷勝轄地,現歸東涌)、得道庵山、沙坑北面山谷等處發掘出來的蚌蠔貝殼遺存來看,捷勝淺海水域還藏有豐富的蚌蠔等水產資源。這對幾千年前生產手段還比較落后的古越人來說,無疑是最理想的食物對象。因此,古越人為什么較早地在捷勝沿海一帶聚居生息,也就可想而知了。

      先秦時期,是古越族形成和發展的時代,由于中原文化未傳入南粵,故越族文化最純粹地保存了它的原始色彩,如越人椎髻文身、篤信鬼神及以龍為圖騰的習俗,在捷勝遺存至今。他們已不再是居無定所的游群部落,已有固定的村落定居,并從事采集、狩獵、漁撈和原始鋤耕農業,這已從沙坑北、沙坑南、東坑南、牛肚南及沙角尾等遺址中出土的石錛、石刀、石斧和石網墜等得到了佐證。但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則是農業生產——種植水稻。因此,在我國原始人類中最早改造野生稻的便是百越民族。此外,越人性格強悍,“好勇斗狠”、“好相攻擊”。對此,先秦及兩漢的著述均有記載:武王伐紂,有越人參加;成周之會,越人貢獻方物;由于力量強大,對楚構成威協,以致在戰國中期“楚子為舟師以伐越”,使得部分越人退居南粵。秦始皇統一嶺南時,亦曾遭到越人的激烈反抗,被越人打至大敗。因而從秦漢至隋唐,歷代統治者都注意“和集百越”,團結越人,越族首領往往能控制和左右嶺南政局。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嶺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南海郡治番禺(廣州)。除南征將士留守嶺南外,秦始皇還將中原的貧民、仆役及罪犯流放到嶺南,與當地的土著越人雜居共處,使嶺南成為一個民族融合的地區。中原文化也隨著漢人的大量遷移而傳入嶺南地區,大大地推進了南方諸郡的進化和發展。秦朝末年,中原大亂。南海郡尉趙佗絕道自守,藉故殺掉秦吏,起兵吞并桂林、象郡,于漢高祖元年自立為南越王。南越國共歷三代五王共九十三年(前208年——前111年),以番禺為都城。漢高祖劉邦曾使陸賈游說趙佗稱臣于漢。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丞相呂嘉殺其王趙建德及太后,反叛漢朝。漢武帝派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仆等分四路進攻廣州。元鼎六年十月殺呂嘉,平定叛亂。在南越設置南海、蒼梧、郁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戍軍和移民大量增加,中原的鐵器農具、牛耕技術隨之輸入嶺南;南來的中原官吏傳播封建文化,改造當地的蒙昧風俗。從此,漢人便逐漸在南方取代越人的主導地位。以上是秦漢時期第一次中原移民大量進入南方的史實。

      自漢武帝統一南越和閩越之后,百越民族在歷史文獻上逐步消失,其中相當一部分融合于漢族;一部分則保存了百越文化的精髓,發展演變為畬族、疍族、壯族、黎族、苗族、瑤族諸民族。其中疍族相當一部分散居在汕尾市東南沿海地區。如東涌的品清湖、捷勝的石狗湖和疍家蕩、紅海灣的白沙湖以及海豐的長沙灣、高螺灣、九龍灣和陸豐的烏坎、甲子、碣石、湖東等港灣,都是疍民的主要聚居地。疍族,是一個與水有特殊關系、且具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的社會群體。他們世世代代生活在南海之中,以舟為家,隨潮往來,捕魚為生。所謂疍民,亦稱“疍家”、“甌船”,乃“編蓬瀕水而居,謂之水欄,見水色則知有龍,故又曰龍戶。是以《淮南子》、《華陽國志》、《漢書?地理志》、《嶺外問答》均謂之曰‘但’、‘蠻蜓’、‘夷蜓’、‘蜓蠻’”(《惠州府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成衡》中則更明確地指出:“疍,海上蠻也,以舟為宅,采海物為生”。

      關于越民第一次下海為疍的記錄,乃見于《風俗》:“秦始皇使尉屠睢統五軍,……鑿河通道殺西甌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與秦。意者此即叢薄之遺民耶?以漁釣為樂,以舟為宅,籍隸河泊所,歲課計戶驗船征之。”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平定南越國時,曾鑿通閩粵險道海豐羊蹄嶺,開辟了又一條中原移民從東而南的廣東通道,逼使越民為避開戰禍及中原移民的侵擾而下海為疍。因此,所謂疍民,實非傳說中的“元番種”。

      疍民的漁船主要是蝦船,這種船長約20米左右,寬約6米,主要在離岸幾海里的龜齡島及菜嶼一帶海域進行作業。漁獲物多為帶魚、墨魚、金槍魚(洋罐)等。在捷勝,疍民則主要聚集在沙角尾石狗湖沿岸及東坑疍家蕩一帶。自從秦漢以后,疍民便受到漢人的欺凌。他們居于水上,上岸不敢穿新衣服和鞋襪,只能赤著腳穿著補丁衫褲或斬衫,否則會被岸上的人強迫脫下。女人的衣服主要是紅、黑、藍三種顏色。未出嫁的女子,頭上扎紅頭繩,已結婚的婦女則在腦后梳一個髻以示區別。由于備受壓迫,生活悲慘,因此,他們無論婚事或喪事都是全族參加。

      兩晉時期,中原大亂,漢族人民因避戰禍而出現了第二次中原移民的浪潮。這次移民潮時間長、人數多,影響深遠。移民中大多是中原的衣冠望族,他們都落籍嶺南。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得有些荒僻地區如海豐地區亦有漢族官員落籍定居,而使封建的政制開始深入到俚人(越人)溪峒。東晉末期,盧循起義軍戰敗后便有幾千人從海入粵,成為粵海邊的水上居民。《晉書?陶璜上疏》對疍民的情況亦有記載,僅廣州珠江南岸就有不賓服漢族統治者的疍民達5萬余戶。然當時的海豐地區,人口還少得可憐。乃至隋唐時期,所謂疍民,“海豐七港,在在有之”(《惠州府志》)。他們“侶禽獸、親魚鱉”,生活艱窘,“衣不蔽膚,狹河只艇,得魚不易一飽,故流徙失業者過半。”因其祖先是人首蛇身,故以蛇為圖騰。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蟲部》釋蠻字為:“南蠻,蛇種。”《山海經?海內經》:“南方……有神焉,人首蛇身。”《大荒南經》:“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 因而他們保留有祖先古越人拜蛇的習俗,并建宮畫蛇立像奉祀。《赤雅》:“蜓(疍)人神宮畫蛇以祭。”《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南蠻為蛇種,觀其疍民神宮蛇像可知。”李調元《粵風》疍歌題后注解:“(疍)或曰蛇神,故祀蛇于神宮也。”這從捷勝埔尾村建于宋代的祀有蛇神的疍家宮得到佐證。

      隋朝初年,由于朝廷在中原地區推行“均田制”、“府兵制”及“兵農合一”等制度,經變通后亦有部分在南方施行。至唐朝,這一制度遂逐步完善,而從閩南一帶的漢人亦大量遷居到海豐沿海地區,貨幣的使用才在嶺南(海豐)開始流行。到了五代時期,南漢王劉巖在廣州建都,對商業十分重視,“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嶺北行商,或至其國,皆召而示之,夸其壯麗。”這期間,中原地區處于割據紛爭局面,戰亂頻仍,已無暇他顧。而嶺南卻相對穩定,發展較快。但在隋唐時代,海豐還是相當荒涼閉塞。據隋代史料記載:那時嶺南地區的人“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其俚人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指財物)輕死”,“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云”。此外,《嶺南異錄》對唐代的海豐地區亦有記述:“循州多野象,人或捕得,爭食其鼻,云肥絕”。因唐代的海豐屬循州轄地,故可見當時海豐地區還有野獸出沒,荒涼而少人煙。所以往往就成為流放謫戍的地方。

       然而,荒涼與閉塞,只不過說明了當時社會進展的緩慢。有些深山叢莽之腹地,野獸出沒,蛇蝎橫行,人們也有“巢居崖處”的現象,但多數是指某些土著俚人(少數民族),至于多數居住在平原圩社或海濱河邊的漢人,還是相對能夠自給自足,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的。這從捷勝晚唐時期沙坑村西南的茅埔墟鎮遺址及牛肚村與沙坑村南則交界處的大石牯古村落遺址所出土的文物特征來看,唐代時從浙江、福建一帶遷徙到捷勝居往的漢人,已掌握了先進的農耕技術和制陶技術,并兼事漁撈、采集等作業。據考證,當時便有一條“古車路”,從牛肚村的“通弄”開始,經大石牯古村落直貫茅埔墟鎮,交通甚為方便。當時,人們在生活經濟上已能自給自足。由于貨幣的開始流行,市面上的漁產品、農產品及陶瓷產品等買賣行業,亦較為旺盛。

      總之,從秦漢至隋唐時期,大至整個嶺南地區,小至捷勝地區,可以說,漢人仍占主導地位,其人口數量亦遠遠超過疍民;且居住集中,已有墟鎮的縐形,如捷勝沙坑村西南的茅埔墟鎮、牛肚與沙坑南側交界處的大石牯古村落;并在經濟、文化方面同化著他們。隨著移民的大量南下,新的生產技術、冶鐵技術亦隨之傳入海豐(包括捷勝)地區。然在文化方面仍很落后,地不開化,書風不盛。

      進入宋元時期,由于長期的民族戰爭,造成了中原和江南人口大規模地南移,這是歷史上第三次移民潮,其規模之大遠遠超過秦漢、兩晉和南朝。北宋前期,廣南路(指廣東境)人口戶數已激增。當時,元帥狄青殘酷鎮壓了兩廣儂智高的起義,其部將惠州團練副使楊文廣也率兵征伐了海豐南蠻十八峒的盟主金龍公主,將歷代遺存下來的越族后裔驅盡殺絕,逼使他們有的再次下海為疍,有的則逐漸被漢民同化。特別是楊文廣為救狄青在捷勝大戰水龜洞,九捷九勝,更使越族后裔元氣大傷,幾近絕種。自此以后,再也不見史書提及越族。

     南宋初,為逃避金兵,江南的移民便有幾十萬之眾流徙嶺南。南宋末年,為避元兵騷擾,難民又紛紛從海道和陸路入粵,每批數以萬計。宋恭宗時,元兵陷臨安,張世杰、陸秀夫等擁立趙昰為帝,率數十萬江淮軍民涌入嶺南。南遷移民多取道南雄珠璣港,再流散于粵境各地。

       據宋《元豐九域志》載:海豐縣有納稅主戶1878戶,客戶7186戶,所謂客戶即從中原移居的漢民,已超出當地土著居民(主戶)的數倍。但到南宋景炎三年(1278年)十月,文天祥第二次率師退守海豐為元兵所執之后,余部一萬多人撤至捷勝,與當地居民共抗元軍。因寡不敵眾,全軍覆沒,當地居民亦死傷大半;至元代至正十三年(1354年)八月,由于元朝對漢族實行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及文化圍剿,造成不少人淪為奴隸,人民生活困苦;加上海豐城遭受兵燹傾毀之故,致使海豐縣居民逃亡大半。因而,人口銳減過半。據明嘉靖版《海豐縣志》載:元代的海豐只有3299戶(包括土著居民及南遷漢人),共有11236人;那么,捷勝當時到底有多少人口呢?此問題因資料的嚴重缺乏,實已無法統計。不過,從南宋末年在捷勝沿海一帶所設的炮臺(水道可通達品涌鎮南宋末年的倚壁虎炮臺)遺存和散居于疍家蕩、石狗湖的疍民來看,漢人與土著越民已是雜居共處無疑!并且,土著越民的文化亦已受到某種程度的沖擊,出現以漢人為主體的群體文化現象。

      而從整個嶺南地區來說,在經歷了宋元的大移民之后,亦是已完全衍化為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本土民族已徹底漢化,基本已形成了廣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捷勝屬福佬民系,漢人講海豐話(福佬話),而疍民雖然也講海豐話,但還保留著自己的原始風俗習慣,依然過著水上生活,至上世紀五十年代方被確認為漢族。雖說歷史上有三次大規模移民南下,為海豐帶來了豐富的中原文化和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及勞動人手,大大促進了海豐地區的開發,在這大規模的文化滲透下,捷勝似乎改變微少,依然地曠人稀,文風不振,保留著原有的愚昧和落后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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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6-15 15:07 編輯

          (二)建置發展時期

       宋末元季,捷瑯埔地不開化,民多強悍蠻橫;山匪時有搔擾,海患頻仍,至明初猶甚。明洪武初年(公元1369年),日本武士、浪人(倭寇)與張士誠、方國珍的殘余分子及奸商流民等開始騷擾山東沿海,后又延及閩浙沿海,而陳友諒的殘余水軍亦流竄于粵閩沿海為寇。據明嘉靖版和清同治版《海豐縣志》載: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都指揮花茂以海豐濱海,奏立守御千戶所。”當時,朝廷鑒于粵地東南藩籬薄弱及當時的戰備需要,便大量建設軍事重鎮,以利于海防的扼控及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朱元璋頒布的《不必渡海論》,便闡述了沿海地區戰略性建設的布局及其作用,其中還提及粵東沿海地區應設置城防的規劃。是年,都指揮花茂便派千戶貼木筑海豐縣城,花茂則親筑碣石衛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冬,花茂又派千戶盛玉筑甲子所城,千戶侯良督造捷勝所城。明嘉靖版《海豐縣志·城池》(人稱“半部志”)載:“捷勝所城在金錫都,去縣八十里。千戶侯良創。”這是明清以來編篡的幾部縣志中最早的有關捷勝所城的記載。以上四城的建置,因其規模和設施非比一般都市城鎮,因而對其定址便持慎重態度,而當時中國的傳統建筑觀念亦制約、影響著捷勝所城的定址和建筑布局。

       據傳,敕建捷勝所城時,朝廷原定以今東涌鎮之建茶鄉、過厝寮村一帶為城防中心,并草建了部分設施(因此,捷勝曾有擬建“郡城”之說,但因缺乏歷史依據,不敢采信),后經朝廷堪輿官員取土計算比重,認為比現今之捷勝城的地土稍薄,而重新定址在捷勝城一帶;并以捷蘭埔為城防中心,進一步修改了原有的建城方案,即設置內、外城以利海防之用,使其更完備鞏固。今捷勝所城遺址的內城四門,即分別采用太陰所躔天盤“辰、戌、丑、未”之位設置;外城四門則以“子、午、卯、酉”之位設置,這樣在軍事防御中便可以設置多重防線,而在傳統建筑思想中既切合風水學要求又利于軍事防御,從而求得元運長興。本來城所之建置擬有“舍外狗(南)、圍內狗(北);舍外鼓(西)、圍內鼓(東)”之計劃,無奈前期由于誤定城址而耗費了部分資金,后來又因管理體制不完善而造成偷工減料及鋪張浪費,而使外城的規劃未能按原有方案圓滿建成。到了后期只能用剩余的部分資金縮建成規模較小的捷勝城所。而原定的所謂“內鼓外鼓”、“內城外城”及“內狗外狗”的格局,也就未能構成一體,使捷勝所城最終只能成為一座海濱小墟鎮。

      由于長年的風雨侵蝕及戰備需要,捷勝所城又于明萬歷十二年(公元1584年)由千戶汪如圭重建。捷勝所城雖小,然從其現有的捷勝城內外的四大元帥廟、九王爺宮、五土四社稷等宗教設施和內文祠、外文祠等文教設施及所署等行政設施,亦可窺見其壯觀的規模。據考,洪武末年明帝在全國設立17個都指揮頭司,內外守御衛36個,守御千戶所324個。當時,海豐設一衛九所,捷勝所城屬其中之一,歸海豐縣碣石衛(外守衛,屬廣州都指揮頭司統治)統轄,是明清兩代極其重要的海防重鎮。
        
       前已述及,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捷勝的沙坑村一帶已有古越人聚居生息。當時,人們處于蠻荒時代,民多強悍,好相攻擊。迨至明初,捷勝建置城所,隨朱亮祖南征至海豐(一說從浙江麗水調來)的十八路簡武勇編隊伍(明天順元年以后,改稱“民壯”,語出嘉靖版《海豐縣志·諸役》;捷勝人俗稱“十八簡旗”),便來捷勝協助筑城。

      因捷勝“三山六海一份田”,風光秀麗,“田園饒裕,又素無春秋水障淹沒之患,洵稱樂土。”故成城之后,這十八簡旗軍便在捷勝所城屯軍戍守,其頭目多是安徽籍。據統計,駐捷勝所城的十八簡旗軍姓氏計有:簡、雷、黎、沈、蔡、張、周、戴、蒙、董、潘、唐、柯、葉、刁、伍、朱、程等。他們“以時操練,有事為兵,事已為民”,并團結周邊民眾,讓茅埔虛鎮和大石牯古村落的居民遷入城內安居,共抗敵寇,使海氛有所緩和。

       由于駐捷官兵多來自中原及東北各省,各自帶來了當地的才識、技藝和習俗等文化;加上明隆慶元年至萬歷時期,商船可從石狗湖直達捷勝所城南門及埔尾村碼頭,且與外界交通甚為方便,商貿經濟極為發達,漳州、潮州等地許多殷商富戶都遷居于此;另外,在滿清時期,福建和江西兩省的漳州、莆田、東山及廣東的潮州等地先民,因避戰亂,亦有部分落籍捷勝所城。

       據明嘉靖版《海豐縣志·上卷·輿地志·戶口》及清乾隆版《海豐縣志·賦役志·戶口》記載: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海豐戶口人數比元代已增至5123戶,有20301人;永樂十年(1412年)5542戶,29002人;嘉靖元年(1522年)4274戶,17578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降存2039戶,5407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又增至6719戶,16472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4640戶,19600人;萬歷十年(1582年)至天啟二年(1622年)和崇正十年均為4850戶,19660人;降及清順治七年、康熙二年戶口人數與之相同。從以上戶口數據來看,海豐全縣的人口較為清楚。前文已有提及,捷勝所城戶口人數,因史無記載,難以確定!然而,筆者做一個大膽的猜測,從大量歷史資料及古村落遺存來看,捷勝在明洪武二十八年至清康熙二年,其戶口人數應已達4000至5000人左右,且商貿極為繁榮。至此,捷勝在官兵們的政治、文化思想及外來商賈的經濟思想滲透下,才逐步轉向開化。
      
      關于捷勝所城的命名,歷來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是北宋楊文廣在捷瑯埔追擊金龍公主(據說是南蠻十八洞洞主)時九捷九勝而命名的;有的則認為是明初幾次抗擊倭寇的勝利而命名的。然據《明史·地理志》“捷勝守御千戶所,洪武二十八年二月置,初名捷徑,三月更名……”的記載可知,捷勝,初名捷徑,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改名捷勝。綜合各種歷史資料及民間說法,其改名來由有三:

      其一,所城筑成之后,取原地名“捷瑯埔”之“捷”字,加取“勝”字,寓擊敵必捷必勝之義;

      其二,從地理角度來說,捷瑯埔“行龍”從寶樓山開始,經破軍星山時,其山瘦削,軍星被破,且與所城后面的寶樓山相連結來看,形狀極似偃倒的軍旗;而古井山的叮咚鼓卻又位于所城之前,所謂“偃旗息鼓”,其義不祥。

      其三,捷勝所城作為明代粵東的軍事要塞,已納入了明代國家海防體系,因原名“捷徑”,有“終南捷徑”之義,且倭寇進犯海豐,捷徑首當其沖,乃其門庭,為了達到“設所防倭”的目的,故改稱“捷勝”,寓保家衛國、抗倭必勝之義。筆者認為,正是由于以上三點原因,明朝統治者才把“捷徑守御千戶所”改名為“捷勝守御千戶所”。而上述原由,亦都較切合當時“捷勝所城”命名的實際需要。

      捷勝原是海陸豐三大古戰場之一,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南宋末年,捷勝沿海之大小茅山及角仔澳一帶,便設有炮臺撥兵防守。宋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八月,文天祥在江西等地抗元失敗于空坑(粵贛交界處,今江西省吉水縣附近),遂與杜滸、鄒風至循州,集散兵屯于南嶺,克復惠州。后奉母同行,收兵海豐,屯麗江浦,遂定甲子、碣石、捷勝、船澳等沿海港嶼。

      宋帝昺祥興元年(公元1278年),文天祥自潮陽移師海豐,閏十二月二十日中午,疲憊的宋師在五坡嶺遭遇元軍張宏范部突襲,混戰中文天祥被執。其后,余部一萬多人撤至海邊,以捷勝作為中心基地,聯合當地民眾繼續抵抗元軍,一年后,因寡不敵眾,全軍覆沒。元季明初間,東南沿海經常遭受土匪、海匪和倭寇的襲擊,邊境不寧。

      自捷勝建所屯兵后,海氛稍有緩和。明嘉靖二年(1523年),海豐沿海地區倭患又起。因明朝采取閉關政策,禁止國人與日本通商,故倭寇即與沿海奸商、土豪交結,而入內地劫掠騷擾。當時,陸豐、捷勝是倭患深重的地區。在這期間,捷勝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重大損失,人心惶惶,雞犬不寧。至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倭寇又進犯捷勝。據載:“國初時民罹于山賊,海猶晏然,厥后數十年,則有海寇之警,然未有倭寇入境,自近歲始繼。”“邇者倭寇自捷勝登陸,僅三百余徒爾,通邑竭作,甫能逐之出境。”當年,潮賊張璉使其黨王伯宣誘倭助己,倭至潮,侵入海豐界,其烽甚熾。“百里之內,所過殲滅,可為流涕”。

      捷勝有所城,為什么倭寇能登陸?原來當時已武備廢弛。洪武二十七年筑衛所城時,海豐駐有旗軍一萬一百余人,即將原守番禺、南海、順德各衛所旗兵選出精悍的5600名調于碣石衛,分前、后、中、左、右五營地駐防;又再調撥旗兵4500名,平均分駐海城、捷勝、甲子、平海四所,每所駐兵1125名。但到明嘉靖三十九年,時間相隔只有166年,捷勝所城駐兵便已少于此數,至后來又一度減至328名;另外,自明嘉靖四年(1525年)立惠來縣之后,“地則已促,賦則愈重,民不堪命,戶口虛耗,……其何能勝?”且“碣石、甲子、平海、捷勝官軍月糧,皆仰給別縣,……軍士每每告饑。”又因碣石城內的衛署和前、后、左、右、中五個官署都廢棄,致使各個所城彼此間不能首擊尾應,烽連戟列,分扼要害;加上捷勝所城“庳隘堙夷”,雖說東南有碣石衛城,東側有甲子所城,相互之間構成了一道軍事防線,然官兵及民眾亦有厝薪之憂;

     明嘉靖版《海豐縣志·城池》論曰:“余嘗登邑城四望,環山海間,土壤沃衍,民利其業,無祁寒暑雨之咨,無輪蹄供億之費,無怪石惡水產驍悍樂死之夫。西北二隅,山谿巖險,無四鄰窺伺之釁。獨東南藩籬頗薄,又設碣石衛城于東南,甲子所城于東,烽連戟列,分扼要害;首擊則尾應,聲出響即隨之,似為安矣。然民咨咨嘗有厝薪之憂者,余因而思之,患莫大于山海寇。蓋有崇山積阻,藏匿奸慝,時為禍根。若油坑、赤岡等處,分兵防緝,猶可言也。惟鱟門港遵海而南,遡于大德,番舶往來,亡命奸宄,乘此出入,肆其噬毒,忽來突去,莫能御之。且去邑僅八十里,捷勝、碣石直門庭之間,所恃者一帶城池耳,又皆庳隘堙夷,使或意外有變,飚舉狼突,可一夕蹴蹂其地,何哉所謂安也?雖然太上不必險,其次立險,守在人心,凜然無跡長城者,此不險而固者也,其次險焉已乎!”這段文字說明了捷勝、碣石等城又矮又狹,若有敵寇侵襲,便可一夕蹴蹂其地。而這亦是倭寇能從捷勝登陸直接進犯海豐的主要原因。時歷四年,海豐的長沙、捷勝、大德、碣石、石橋等海港屢遭侵犯,雖有防御但未盡善。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平倭名將戚繼光、俞大猷、劉松等奉旨率兵至海豐圍剿倭寇,在捷勝剿滅倭寇、海匪數千人,史稱“廣東平倭之役”。至此,捷勝的倭寇基本隸清。后劉松鎮守海豐。明萬歷元年癸酉夏四月,劉松重游捷勝,在城外石厝山黎明洞石壁上題刻詩聯,表達了他當年平倭后的振奮心情。由于捷勝戰亂頻繁,又是海防重地,時有倭寇、海匪侵犯,故當地居民亦有興武御寇、抗擊番夷的風尚。

       清兵入關,定都北京,反清復明的戰潮又起。順治四年(公元1644年),以蘇成、蘇利為首的海豐人民抗清義軍曾一度攻占捷勝所城,同年農歷七月,蘇成和舉人林呈祥進逼海豐縣城,未幾被擊退,蘇成戰死。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冬,捷勝所城守備汪古害怕鄭成功、蘇利的抗清義軍攻城,乃采取捷勝舉人翁光肅的建議,以漁船載巨石沉塞石狗湖口。

       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朝廷頒下“遷海令”,敕令魯、淮、浙、閩、粵五省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并盡燒民屋和船只,不準片板入海。清吏以暴力執行“遷海令”,凡越界者無論遠近均立斬。其時沿海居民流離失所,為狀至慘!捷勝所城居民亦遷走一空。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清廷開始放寬海禁,下令展界,界外百姓陸續回城,直至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捷勝所城居民才完全恢復農漁生產。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捷勝所城數十名老將和文武官員棄城逃走,城所隨之廢置。

      隨著捷勝所城的建置,政治的開明推動了封建經濟的發展。在明代,軍權統屬中央,具體分兩部:統軍權歸五官都督、軍令權歸兵部,兩部相互牽制,這是明代在軍事加強皇權專制的特點之一。明代衛所制度下,軍隊可以按軍事需要從中使用,并與屯田政策相結合,鞏固了軍隊的給養來源。當時,各個衛所依照明廷“七分留城,三分屯墾”的辦法,撥旗兵并配以耕牛輪番墾荒。同時,明廷還實施賑貸、移民墾荒(墾荒為永業或免科)、減輕賦役、兵修水利等積極措施,大大促進了社會生產發展。

      無疑,這種政策給了當地民眾一種很大地鼓動力和積極性。因為除了軍隊的給養外,民眾還可以得到一定的物質財富,負擔有所減輕。因而,蒙元時代社會經濟的落后面貌得以改善,至明洪武末年,封建農業經濟已進入隱固急激發展階段。據《明史》載:“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食廩蓄積甚豐,至腐不可食。”于此可見,明初商品經濟的發達和貨幣流通的發展情況。在這種發展趨勢的推動下,“干戈南定”后的捷勝所城的農業生產經濟,亦得到空前的發展。迨至明成化、萬歷時期,捷勝所城的經濟更是發展神速,人民生活極為富裕。進入清初,由于“遷海令”的執行及反清復明戰潮的持久,曾一度使捷勝所城人煙斷絕,農業經濟受到嚴重的摧殘。直至雍正、乾隆以后,經濟方才逐步發展起來。

      與此同時,捷勝的漁業和鹽業經濟亦是相當發達。捷勝有一個滄桑的名字,叫做“罾城”。罾,便是漁網的總稱。如前所述,早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游群部落的越族先民便來到捷勝,用石斧、石鑿造船,用劍麻、黃麻結網,以石箭、骨釣、銅鉤和小木筏、小舢板為主要工具,從事漁獵活動。這在陸豐西山、捷勝沙坑等處的貝殼遺址中已得到佐證。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漁業已成為當時謀生的主要作業。從夏巢冬穴,潮間采集,魚鱉蚶蠔,活剝生吞,到今天遠洋捕撈,明蝦膏蟹,海鮮火鍋,古往今來,猶未間斷。可以說,漁業養活了世世代代的捷勝人,是捷勝人賴以生存的經濟支柱。

       捷勝與香港只有一港之隔(81海里),一般來說,風帆船在順風時約十個小時即可到達。因在以前龜齡島作為中外商貿的中轉站,每天都有客輪與香港對開,海上交通極為便利。它與天然漁港石狗湖、沙角尾港及南門涌,同是商旅、漁船云集之所。此外,捷勝又是半島,地楔南海,海產資源充足,各種魚蝦蟹類都大量集結于捷勝外海,形成遠近聞名的捷勝漁汛,可謂商機無限。在唐宋元明時期,除了本地漁船,粵西、閩南和港澳臺地區的漁船亦都集結于此,并以龜齡島和石狗湖作為卸魚、補給基地,是當時“海邑一大會區”,漁業經濟相當活躍。

      迨至清康熙初年,清廷及當地官吏為防止鄭成功余部與蘇成、蘇利的兵船侵襲捷勝所城,乃將石狗湖口堵塞。自此以后,捷勝所城便失去一良港,疍族漁民亦失去避風生產和棲身之所而被迫遷走,就是連漢族漁民及外來漁船亦都遷移集結于龜齡島周邊。海洋漁撈環境受到了嚴重破壞。加上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于人類的濫捕濫殺,海洋中的魚類資源嚴重缺乏,所謂“魚蝦不失信”,捷勝漁汛卻真的“失信”了,致使捷勝的漁業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在捷勝的漁業中,鮑魚的捕撈較為出名。因為捷勝是鮑魚的主要產地,每年潛撈產量可達5—8噸。據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廣東建設月刊》第六期刊載的《潮汕漁業水產品之調查》稱:“鮮鮑乃海豐之特產。專以捕鮑為業者,約三四百人,其中捷勝籍占二三百人,其余則遮浪次之。每年自二月至十二月,倘無天氣惡變,皆可隨時出海,隨帶鐵鉤及竹筐等物,船離捷勝約三十里,水深三四尋至五六尋處,即可沉水捕取,每次沉水約五分鐘,可捕七八枚,每人每日可捕獲二三斤或四五斤,少時也可捕獲斤余。海豐每年用鮮鮑制成鮑片,出售者約萬余元,其產額最旺者,首推捷勝,每年約產六千元,次為菜嶼,年產三千元,龜齡及遮浪,每年共約千余元……,鮑脯從汕尾港遠銷外埠,其銷路最旺者,首推廣州,次為香港,廣州每斤一元三四毫至二元三四毫,香港由紙水伸算,價格亦略同。”由于鮑魚肉味奇美,又因稅餉亦重,故自古以來,鮑魚的價格非常昂貴。雖說天然漁港石狗湖已經失去,捷勝漁業已不像先前那樣旺盛,但由于鮑魚捕撈業的發達,亦在某種程度上激活了捷勝的漁業經濟。

       早在明清時期,捷勝就有“魚鹽之利,舟楫之便”的稱譽。據史載,在東晉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海豐縣已有生產食鹽。至唐代,海豐已有“石橋”(在碣石灣畔)、“古龍”(疑在東涌青龍頭古灶村處)兩個鹽場。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坎白鹽柵升格為鹽場,朝廷派駐鹽大使,駐在坎白城。民國元年(1912年),國民黨政府在汕尾設置“海陸豐運銷緝私局”,下轄坎白場、石橋場、海甲場、小靖場和淡水場,統轄地區延伸至整個東江南岸。1937年,汕尾又設置“海陸豐鹽場公署”,統轄海豐、陸豐、惠陽三縣鹽政,下轄海豐的香洲、捷勝、東涌、青龍山、白沙湖和陸豐的淡水、金廂、甲子、碣石、湖東等分場。每年全場產鹽約170萬擔,是廣東省的主要產鹽區。

       解放前,鹽町都是私人投資置辦,生產的鹽屬私人占有。自明清至民國末年,捷勝便有許多大戶人家投資置辦鹽町,如當時的惠東平海、海豐東涌、陸豐淡水、捷勝東坑和湖東等處,均屬捷勝城里有產階級的私人財產。他們雇傭鹽工生產食鹽,自己則占有全部生產收入。有的則將自己買下的鹽町,租給他人,保證鹽町的正常生產,大部分鹽工要向町主租曬或批曬,向町主交租。所產之鹽,除當地及附近的縣區外,主要經廣州銷往閩、湘、鄂、桂、贛等省。因此,當時捷勝的鹽業經濟發展迅速。

       自古以來,鹽業的生產、流通都是由官方嚴格控制,甚至壟斷。鹽田本屬工業性質,是一種有著重要戰略意義的產業,日食三餐,雖所需不多,但卻亦不可無。因此,鹽業生產是當時捷勝比較重要的經濟來源,也是那些封建大家族從中牟取暴利的一大渠道。但在解放后,鹽町收歸國有,所謂捷勝鹽業,已在歷史上完全消失了。

       捷勝建置城所后,便成為軍政要地。內外多元素的經濟和文化沖擊,為捷勝的人文蔚起,奠定了一個扎實的基座,使捷勝成為一隅地靈人杰的熱土,從而博得“文化城”的極高贊譽!

       環顧歷史的鄉鎮級中,由朝廷直接給予建制,筑城設衙的極為稀少。捷勝由于具有特殊的時代背景以及地緣要素,才有這種建置,才有悠久延續的人文積淀,才能在海陸豐二縣(陸豐,在清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五日從海豐縣析出,獨立設縣)博得“文化古城”的贊譽。究其原因,具體有三:

      一是城所建置之后,官兵們屯田戍守。他們多來自中原及東部各省,各自帶來了當地的才識、技藝及習俗等文化,每期退役時,都有部份官兵留居捷勝,繁衍生息。數百年來,內外文化相互促進、交融,而積淀成較為深厚的且頗具包容性的文化底蘊。

       二是捷勝所城是周邊鄉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最突出的一點是改變了傳統單一的小農生產結構,而百工諸業亦隨之逐漸興起。這些變化對捷勝人的生存和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亦促進了捷勝人民自身素質的提高以及對文化的不斷需求。可以說在解放以前,捷勝行行有狀元,只有養公豬、吹嗩吶因氣力不夠,才見笑于外人。

       三是重視倡學育才,地方教育事業繁榮,學子好學成風,科第人才輩出。清乾隆以后,捷勝文化已進入鼎盛時期,所謂秀才、貢生、舉人、進士等科第人才及文藝奇才大量涌現,特別是由朝廷敕封的外翰第,在海豐縣二個外翰第中,捷勝何厝便占其一,可謂在海陸豐地區豎起了一面文化大旗。因此,捷勝才得到人們的稱譽,“文化古城”之稱才能相沿不衰。

       那么,捷勝的文化發展脈絡及概況又是如何呢?據考,終明一代,捷勝所城科舉中式的人士寥寥無幾,僅有舉人林呈祥(一說是大安人氏)、林興及庠生廖天佐等。迨至清乾隆以后,科第人才方不斷涌現。筆者認為,捷勝文化的萌芽,緣由有四:

       其一,中原文明南移。秦漢晉宋幾次大移民給捷勝地區帶來了發達的中原文明,對當地民眾產生極好的示范和教化作用,使當地民眾的文化素質得到提高,思想觀念得到了淳化。

       其二,民眾蠻不講理,械斗惡習嚴重。據清同治版《海豐縣志·險要》載:“夫東南隅金錫一都,地廣人眾,其間田墘、大德、扁涌、遮浪、東洲坑,港議紛歧,盜賊出沒難測,海面巡哨,最為吃緊。故于汕美、捷勝,特設文武衙汛,因為防虞計,亦以航檣交集,商旅往來,稽察鎮撫皆不可少者也。雖魚鹽之利甲于一邑,而大鄉巨族,強悍者多,非無讀書君子,思為轉移風俗,終不免有潮屬械斗惡習傳染。”

       其三,捷勝所城自建置以來,經過歷代官員的勵精圖治及當地人民的苦心經營,已形成了繁華的邊陲城鎮,各行各業人才層出不窮,其中頗具影響力的人物,有道光年間進士及第的云南府尹周元端及同治年間福建補用巡檢福清縣典史縣丞護理周鐘鈺父子、巨賈黃百萬和子孫盈室的何夢瓚,他們都熱心鄉梓文化公益事業,被時人稱為“貴”、“財”、“丁”三門第。

       其四,科舉的刺激性帶動了人們對文化的大量需求。相傳,清代初期,田墘石牌村出了一位姓褚的秀才,海豐知縣對其甚為器重,委托其對田、捷、遮地區予以監督,并委以權力囑其處理地方民事糾紛。可謂身價百倍,位崇權大。當其時,捷勝城內的豪紳富賈,看到一個小小的東洲坑竟能培養出這樣的人才;而作為周邊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捷勝所城,卻未有此等人才,相比之下,真是羞愧無比!由此,他們意識到文化的重要及科舉的好處,因而便萌發了倡學育才的思想觀念。

       其實,當時的學優而仕、滿門顯貴的傳統觀念,亦在無形地制約著他們不得不重視文化教育事業。從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頒發的“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以官。”詔令來看,科舉是當時人們入仕為官且可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徑。因而,許多豪紳富賈慷慨解囊,重修學校,并以家族的名譽用高薪聘請外地名師來捷勝執教,以期子弟科場及第,光耀門庭。

       據考,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國學初建之后,曾諭中書省臣:“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上下之間,波頹風靡,學校雖設,名存實亡。……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圣道,使人日漸月化。”于是大建學校,延師育才。自此后,府、州、縣學遍布全國各地。并“以經術造士,而設科取用之”。

       捷勝雖說是明代的邊防重鎮,然在置城設所的同時,亦配套有文教設施,即將觀音堂改為所城的正規學館“捷勝社學”。至于傳說中明洪武年間是否有坣頭村文祠(“內文祠”的前身)及城西外文祠,因史載不祥,故不敢采信。捷勝社學主要招收童生,屬啟蒙教學場所;同時又是生員集中培訓的場所。生員在學期間平時所學為“舉業”,即科舉應試之文,不外乎《四書》義和《五經》義等,每季教官都要考校生員的舉業優劣。可惜的是,在整個明朝階段,捷勝的科第人才廖廖無幾。社學雖立有教官,然“講書會課,舉皆虛名,略無實效,以致非常之才,未聞一士”。“學校雖設,名存實亡”。究其原因乃是人們偏向于生產經濟及商貿營業的發展,對地方文化教育事業拋之一隅,不予重視;而捷勝的后生晚進,亦例多不學。

       至清康熙、雍正年間,人們才對文化有了新的認識,才知道“文章可立身”、“學乃身之寶,儒為席上珍。君看為宰相,必是讀書人”(《神童詩》)的真正道理。后經眾紳士商議,方于雍正十年(1732年),由貢生何夢瓚(何氏族人稱其為“兆璜公”)募資并主持修建內外文祠;而各大姓亦在自家祠堂辦起私塾,如何姓的“學海堂”、“進修書屋”、“碧梧山房”和蔡姓的“南陽私塾”及賴姓的“賴氏家塾”等;此外,城里各社區還在東西南各城樓設塾,可謂各類學館遍布所城內外。當時,被聘請來捷勝執教的有清代乾隆年間海豐舉人陳二南和惠州籍貢生祝治祥、祝家祥、祝慶祥三兄弟及羅連輝、余秋舨等,其中陳二南與祝治祥兩人更是意志忠純、學問淹通、洞達時務,在他們的悉心教導下,捷勝子弟脫穎而出,學行優敏、堪膺時務者,不計其數。可以說,他們是捷勝古城文化的播種者,為捷勝文化的奠定與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明代,科舉必由學校,“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者也”(《明史?選舉志序》)。雖說至清代學校已淪為科舉的附庸,然二者之關系亦甚密切。明清科舉主要分為“童試、鄉試、會試、殿試”四級,其中式者皆被朝廷視為賢才,厚以廩膳,“各衙門官以禮相待”,然由朝廷授以官職者,除秀才外,則只有舉人和進士。因之,清代的捷勝所城,在科舉致仕的刺激之下,興學之風大盛,人們崇學校為育才之地、視教化為當務之急,即使是農、工、商家庭子弟,“天資雖魯,父師必嚴厲撻責,諄諄告戒,俾成可造之材。貧苦子弟,類皆廉謹自勉,埋首窗下,冀求一第。即紈绔子弟,亦知苦讀,以獲科第,否則雖富不榮。……因此之故,前清時代,無分冬夏,幾于書聲遍野,夜靜三更,鉆研制義。是皆科舉鼓勵之功,有甚于今日十萬督學之力也。”于此,我們可以窺見學校在當時的重要性及其捷勝子弟的苦讀精神。前人有詩云:“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便說明當時偏僻鄉村亦有人挑燈夜讀,勤苦不息。許多人為父母之望、門戶之計,縱空拋十年時光甚或一生的時光,亦在所不惜!雖有“闈屋磨人不自由”、“三場辛苦磨成鬼”及“九日場期萬種愁”的慨嘆,然他們亦以所從事的“舉業”而自豪、無悔!在這種讀書重學的濃厚風氣的影響下,“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咨;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這種風氣可謂長盛不衰,并有力地推動了捷勝所城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發展。

      撇開明代不說,單就清代而言,可考者就有舉人周元端、何舜廷、何澤珍、何建敲(武職)、何育川(武職)、何子南(武職)、何其章(武職)、何建湖(武職)、何建明、劉志功、翁光肅等11人;貢生周鐘鈺、劉英、黃成勛、鄭輝烈、賴太欣、林克儒、林克珍、林克模、林夢華、林翹云、林晦庵、許兆寅、虞賡起、曾樹璜、何復初、陳勉洲、陳顯周、陳藹如、何武、何盈科、何炳□、何念戴、何位碩、何位泗、何建儲、何勝長、何建發、何勝啟、何子植、何紹休、何庭樾、何念祥、何念概、何彝泰、何松年、何應聰、何欣賞、何翰藻、何煥文、張熊光、何宰離、何葆泰、何葆謙、何沂齊、何錫珍、何席珍、何大珍、何垂龍、何建旋、何育騫、何建易等51人;庠生張潤、林大蔚、林大彬、林德藩、林蔭庭、林際時、林際達、林崇端、鄺其心、鄺紹選、黃順芝、黃得魁、黃定邦、黃飄香、黃鵬遠、劉元藜、劉世登、劉吉如、何顯英(武職)、何德振(武職)、陳邦輔(武職)、何葆頤、何葆泰、何一新、何宰瀾、何探魁、何奮鷹、何一桂、何育點、何應清、何應淇、何鳳翥、何鳳蔫、何子青、何育顯、何奇達、何文蘭、何映史、何興詩、何建詩、張江槎、張德模、張淮、魏殿英、鄺肇選、唐文益等46人,共計109人。另有不知名者,因限于史料,而無法列舉。民國至新中國成立以來,捷勝所城在文學藝術及科技教育領域中出類拔粹的人才,更是不勝枚舉。所謂人文之盛,雖不盡在科第,然由科第之盛,亦可見捷勝文教之風。

       詩詞一道,隨著科舉文教的興起而日漸成熟,它是捷勝文化中的姣姣者。捷勝詩詞自明初起就在粵東出了名,唐音宋韻,興唱不衰;昔賢新秀,延續不斷。遺憾的是,明代時的大部分捷勝詩詞,幾經劫火,已無存于世;只自清代以來,才有部分流傳。

      歷來捷勝詩人結社甚眾,其中最出名的則是清末至民國末年的“罾城詩社”。據說,這個詩社是由捷勝一群資深詩詞高手發起組成,他們以“繁榮詩詞,鞭達時弊”為宗旨,用詩詞作武器,揭露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腐敗,在社會上引起了的強烈反響,對當時的文風民俗起了很大的導誨促進作用,一直延到民國末年才告消亡。捷勝詩壇有著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和與時俱進的詩風,明末清初廖天佐在黎明洞石壁題刻的五言缺字詩“待到圣明日,有截和毛詩。”便寄托了自己憂國憂民的情懷。

       清光緒庚子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時,捷勝文人林填三奮筆寫下《憂憤十二首》,揭露了朝廷的腐敗;痛斥了列強的罪惡,拍案怒呼:“挑燈怒目諸條約,拍案長傷恨最多!”愛國憂民之情躍然紙上。詩作融入新語匯,格調清新,節奏明快,思想和藝術都突出了時代詩風的特色。清光緒年間,海陸惠等粵東沿海諸縣,經常舉辦詩詞賽會。

      1911年,海豐縣長張友仁舉行詩文會考,特請呂半教(海豐鹿境人)作評審,詩題為《光武中興》,體裁為七言絕句。擬取三名。結果捷勝郭厝寮貢生陳勉洲奪魁,他的《光武中興》“十二帝西十二東,天留半截待英雄。真人果是中興主,莫怪馮侯不論功”一詩(此詩被陳少平載入《陸豐歷代詩詞選注》,說作者是宋慶元二年丙辰科進士郭安仁,實誤),受到張友仁的好評,說他寫得“通俗灑脫,內涵深厚,頗有新意。”在這次賽會中,捷勝人貢生許兆寅,又以“解紐王綱十八秋,江山主治已非劉。騎牛逐得中原鹿,洛水東連漢水流”(據何香荷考證,此詩末句原為“漢水東連洛水流”,海豐鹿境呂半教評此詩時,謂末句稍直,宜曲,遂將“漢水”與“洛水”對調)一詩,奪得第二名。一時間,海陸豐內外交口稱贊,名聲大噪。

       此外,清末民初捷勝的唱酬之風,亦“備極壇坫之盛”。捷城的許多舉人、秀才常與鄰近各縣鎮的進士、舉人、秀才互相唱酬,讀詩論文,各展風雅。因其時捷勝和品清每隔一年均有舉行詩詞唱酬盛會,故外地的文人學士都于每年特定之時間赴詩會,除論文賽對、摘議時弊之外,還以詩詞形式,抒發對國計民生及個人遭遇、理想的感慨。這期間,汕尾籍進士翁天祜(捷勝人稱為“翁仔”)及其父(人稱“老翁”)亦常赴詩會,為捷城文事增光不少。另如貢生陳藹如,陳顯周,劉英,林晦庵,曾樹璜、庠生林大蔚、林大彬、鄺其心、何奇達、劉吉如及民國時期文人周維邦、黃澄波、陳寶琬、何鏡湖、林襄侯、劉克明、許香濤、比丘根慧等人,在詩詞賽會盛行之時,亦寫了大量的且不乏傳世的精妙之作。他們或豪放悲歌,指摘時弊、或鞭達慨嘆,提倡忠孝、或唱和悼亡,抒寫性靈。大都情真意切,發人深省!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捷勝詩詞亦是吟唱著時代的強音,激勵著人們同仇敵愾,抗日寇、反封建、爭民主,歡呼新中國的誕生。如陳寶琬《歡送抗日遠征軍》“夫婿從征振義師,燈前惜別訂心期。久聞島國櫻花艷,莫趁歸裝折一枝”詩,便表現了詩中的女子希望參加抗日遠征軍的丈夫早日勝利歸來的迫切心情。

       清代末年,捷勝書畫壇上出現了兩大家,即是許兆寅和林大蔚,兩人均為惠潮梅三州的一代宗師,有“許家梅、林厝竹”之稱。許兆寅擅畫墨梅,所畫梅花高曠古拙,風格獨特,意境清奇。林大蔚擅畫竹,用墨豐潤剔透,筆觸瘦削剛勁,風格清標脫俗;書法則以篆隸行楷為主,尤以大楷為上。另如清光緒年間何光修的工筆人物畫,亦是獨樹一幟。他們的異軍突起,給清末沉悶的書畫壇帶來新的氣息和希望。進入民國時期,捷勝又出現了我國第一代最具戰斗力的木刻版畫家何白濤,他用刻刀向黑暗勢力挑戰,表達了廣大人民的心聲。

       在明代,海豐地區有“白字、正字、西秦”三個劇種,捷勝是主要的發源地之一。據明嘉靖《碣石衛志·民俗》(卷五)載:“洪武年間,衛所戍兵軍曹萬有余人,均籍皖贛,既不懂我家鄉話,當亦不諳我鄉音;吾邑雖有白字之鄉戲,亦未能引其聚觀。衛所戍兵散蕩飲酒聚賭博弈,時有肇斗歐打之禍;軍曹總官有見及此,乃先后數抵弋陽、泉州、溫州等地,聘來正音戲班,至此每演之際,戍兵蜂擁蟻集。聞正音戲初來時,邑人觀者僅士子文人,近則凡平民之輩亦樂觀焉。世宗以來,邑人有白字戲童伶年稍長者,復到正音戲班學戲,其數逐年增多,可湊集為本邑正音戲班矣。”可見,正字戲于明朝初年(1380年)已在捷勝播下了戲種。捷勝每年演戲達200多臺,是海陸豐聞名的“大棚腳”之一。

       看戲已成為捷勝人的一種時尚,歷數百年而不衰。現捷勝城內七曲巷尾戲館遺址,猶在娓娓訴說著梨園的動人舊事,訴說著這里每年盛演200多場大戲的盛況。不單“梨園最好唱西秦”,連正字戲、白字戲、潮劇、粵劇等劇種,亦曾在這里頻展風采。民國三年(1914年),西秦“華天樂”戲班(班主是捷勝人梁世居)招收“合同腳”30多人,在捷勝城外油車間培訓,由老生羅益才執教,造就了老生曾月初、文生羅宗滿、武生林泳和黃杰、紅面陳夸、丑角何念砂和劉宣、花旦黃發、正旦榮華、老旦曾炮等一批名角,建國后皆成為有貢獻的傳班帶老藝人。西秦劇班是海豐最早科班之一,后成為海豐西秦劇團發展的底班。此外,還有10多班曲班及6班獅舞。在梨園春風的吹拂下,捷勝還出現了張細抱、林友平、劉媽倩、賴佛良、劉采等一批名伶。

       豐富的內涵是文化,厚實的背景是歷史。捷勝,無處不流沿著文化意象多層次的靈秀之氣,著實是“嶺表鐘靈此地收”,是名副其實的粵東歷史文化古城。




4#探花
 樓主| 發表于 2019-6-13 21:01:42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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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農運解放時期


        辛亥革命(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孫中山在南京建立中華民國。為了謀求南北統一,他把大總統的職位讓于袁世凱。袁世凱復辟帝制,并下令解散國民黨,這就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和反對。1916年3月,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恢復民國。同年6月6日,袁世凱暴斃于北京,黎元洪繼位。

      翌年,軍閥段祺瑞逼黎元洪辭職。北方便出現了軍閥割據兼并的局面,而南方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力量,雖然仍居統治地位,但滇、桂、閩等派系勢力和國民黨內部的紛爭亦相當緊張,民主革命阻力重重,隨時都有夭折的可能。隨著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北京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的大爆發,革命洪流在全國各地奔騰兇涌。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1922年,我國農民運動領袖彭湃率先在廣東海豐搞起農民運動。1923年1月1日,海豐縣總農會成立,彭湃當選為會長,楊其珊為副會長;會員達2萬多戶,其管轄的人口有10萬之多。海豐農運的迅猛發展,有力地推動了全國的革命形勢。當時,捷勝在彭湃的親密戰友李勞工的倡導下,亦點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爆發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和蘇維埃政權。

        1923年初,在海豐蠶桑學校學習的李勞工、林務農等前往晉見彭湃,被吸收為農會會員,后來還成為農會的骨干。他們回捷勝后,便吸收了一批知識青年和農民,組織“勵學農”,通過學習來提高他們的認識,并讓其分頭到各村組織農會。1924年,李勞工和林務農隨彭湃赴廣州,李勞工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并被廣東黨組織選送到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習;林務農則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后改稱“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后,梁秉剛、梁良萼、何照全、何丹成、何醒農等亦先后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并分別在農講所和農民訓練所學習,成為黨團組織的骨干。1925年3月,李勞工受黨委派,在海城林氏祖祠成立海陸豐農民自衛軍總隊,他擔任總隊長。同年9月,為國民黨所捕,在田墘鎮就義,年僅24歲。此時,國民黨東征軍已入海豐,并燒了陳炯明的將軍府。陳炯明倉皇逃走。1925年夏,中共黨員楊江、葉娘庇、林躍俞、陳慶廣、蔡舉德、莫捷光、李生等,根據中共海豐特委指示,在東坑村成立第七區支部。同時,還在各村吸收一批知識分子和農民參黨參團。10月,國民革命軍進行第二次東征,在惠州摧毀了陳炯明最后一個堡壘。其時,駐在海豐的有陳炯明部旅長謝文炳二個團。在農軍帶領下,何應欽率部隊包抄至赤岸渡口,打敗了謝文炳。至此,海陸豐農民運動進入全盛時期。


        1926年秋,林務農、何醒農、何丹成等到各村組織赤衛隊員9000多人,配合工農紅軍圍攻捷勝城,但有好幾次都攻不下來。1927年4月30日,為了打擊國民黨,中共海陸豐地委領導農軍及革命工農群眾奪取海豐縣政權。懾于工農群眾的革命威力,陸豐縣長李道藩參加起義,海陸豐人民政權遂告建立。6月,國民黨劉炳粹部攻占河田、陸豐、海豐,海陸豐第一次農民起義失敗。8月,捷勝農會帶領農民進行減租減息運動;各村農會還代行村政權處理各項事務,又組織婦女宣傳隊,下鄉宣傳;組織婦女解放協會,反對男尊女卑、婚姻包辦;禁止童養媳,提倡婚姻自由,一夫一事制;發動婦女參加社會活動,解除裹足等。9月,海陸豐發生第二次農民起義,不久亦告失敗,史稱“九日政權”。

       與此同時,劉琴西帶領革命軍及捷勝農軍向捷勝城西門發起總攻。據說,在攻城之初,他欲和平解放捷勝城,曾使陳公露到城里與各大姓的紳士談判,可惜談判失敗。其時,城里眾紳士已請求何舜廷出任守城總指揮。何舜廷,捷勝何氏宗族稱為“舉人爺”,西門街人,清光緒乙酉科(又疑為己酉科)海豐縣最后一個風流舉人,以《鹽鐵論》一文奪得文魁。按清舊制,三年未出科舉者,縣之建制應予廢除,后因何舜廷中舉而免遭厄運。

       據說,攻城之前,何舜廷欲偷渡去香港,但他趕到汕尾渡口時,最后一班渡船已開往香港,無奈只得返回捷勝所城。為了維持城里的秩序及有產階級的利益,在眾紳士的請求下,便毅然從命。時因陳公露談判未遂,劉琴西便下令正式攻城,并由何茂光協助監督。工農革命軍一邊攻打城門,一邊架云梯攻打城頂,由于城里幾百個鹽勇及各大姓家族作困獸之斗,奮勇反擊,使他們一時間難以攻占城池。攻堅戰持續了近一個月,工農革命軍傷亡慘重,雙方進入冷戰階段。10月,葉賀起義軍攻入潮汕,建立紅色政權,但八日后即退出。其余部即由董朗率領,約六、七百人撤至海陸豐,改編為紅二師,并與林道文率領的海陸豐工農革命軍會合,在中垌建立革命根據地。這期間,劉琴西亦曾試著派人攻打其它城門,但還是無濟于事。在白天,何舜廷讓大部分的鹽勇及聘請來的壯丁在城頂睡覺,只留少部分人巡邏;黑夜則全城布哨嚴密,通宵防守。同時,因彈藥已無,下令拆毀城腳周邊的房屋,用磚石作武器。雖然劉琴西軍隊槍支齊全,彈藥充足,但在磚石反擊下,亦是寸步難進,無奈只有改為智取。當時,守城的人在白天都較為清閑,以致部分人還以守城為樂。所謂“城甭破,賊甭散,拆杉楹,燒杉炭,工薪每日錢三半”的歌謠,便從側面說明了當時雙方的冷戰情況。

       后來,劉琴西將攻城的情況告知彭湃,請兵支援。彭湃向廣東省委書記李立三請示。李立三極力主張要把城池攻下,入城之后,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人。于是,在省委發出的“盡死力發動農民武裝起來,爭奪土地與政權,大殺土豪劣紳,務使其寸草不留,寧枉殺不姑縱”的第十四號指令下,遂計劃增兵捷勝。11月1日,入侵黃羌的陳學順被紅二師和農會軍打敗后,率部逃往惠陽,地方保安隊則逃入捷勝所城;而盤踞汕尾的莊吉云、蔡受鶴等民團100多人亦渡海逃往捷勝,這使捷勝的守城兵力倍增。為徹底殲滅民團,解放捷勝所城,在東江特委領導下,海陸豐農民又爆發第三次武裝起義。在林道文的率領下,東南聯合大隊取得附近區鄉農民的配合,展開了圍城之戰。后又增派梅隴、公平農軍100多人,共有2000多人三面圍攻捷勝所城。但由于武器裝備低劣,在攻城的10多天里,面對堅固的捷勝城總是無能為力。畢竟這次起義與前兩次不同,前兩次主要是依靠本地農軍武裝起義,而這次則是以南昌起義的紅二師為主力。在攻克了田墘、遮浪之后,即于11月18日,紅二師第四團一個營由董朗率領轉攻捷勝。

      捷勝農軍與劉琴西帶來的客家軍及林道文的東南聯合大隊再次配合攻城。四團的一個營主攻北門;公平、梅隴與捷勝附城農軍主攻西門;東南各區農軍則主攻東門,一時間大軍壓境,一齊進攻,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在此之前,何舜廷已修書托梁伯佐潛秘密水溝出城送呈歸善平海所首領蔡騰輝,請其帶民團前來增援,然援軍至11月19日(即農歷十月廿六<一說是11月20日>)猶未到達。其時,雙方戰斗猶在持續,而戰況更是慘烈!后經多方打探,工農革命軍掌握了城防布哨情況,遂于當天上午8時許,發起總攻。因北門豬屎窟地勢險要,高峭難攀,布哨不甚嚴密;再加上守城的人到了末期階段,亦因疲憊而有所疏忽,所以,工農革命軍抬著長梯在火力的掩護下,快速沖至城墻邊,豎起長梯,后面的沖鋒隊隨即躍登城上,消滅了城墻垛里的守兵,打開城門,蓄勢待發的工農革命軍蜂擁而入,奮勇殺敵。他們在“殺盡反動派”這個口號的影響下,有所失控,致使一批不該鎮壓的貧苦民眾亦遭殺害。二個多小時的激戰過去了,捷勝所城終于解放。在混戰中,有一部分人從南門向海邊覓船逃走,何舜廷則為其所虜并被斬首示眾。當天晚上,下起大雨,農會軍沒有出來搜捕,許多無辜者才得以秘密從地下水道向東出逃。是役,工農革命軍斃敵300多名,俘虜數百名,繳槍100多支及一批子彈。破城之后,工農革命軍毀租簿80余冊,契約4000余張,并建立中共第七區委員會,開展土地革命運動,還號召四鄉六里的群體大舉拆城,只幾天時間,整座城池便有大部分遭其毀壞。

       在此同時(11月18日——11月21日)彭湃在海豐召開海豐蘇維埃代表大會,建立蘇維埃政府,并舉行攻破捷勝城的祝捷大會。1928年2月,國民黨陳炯明部軍官陳濟棠率部3000多人圍攻海陸豐,因雙方力量懸殊,縣城失陷,部分農村遭洗劫,中共黨員及農會成員損失慘重,不得不轉入隱蔽堅持斗爭,退出捷勝。一部分往香港、南洋等地轉移;一部分隨軍轉戰到鮜門大南山;另一部分轉向陸豐、碣石;其余的則隱藏在山洞中待機而動。8月,外省籍紅軍戰士奉命撤離海陸豐根據地。至此,海陸豐第三次農民起義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又告失敗,捷勝所城重回國民黨陳炯明部轄下。

        1938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難當頭,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海陸豐黨組織指派何世漢回捷勝與蔡烈等一起,恢復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老黨員,發展新黨員,于同年11月成立中共海陸豐第四區委員會,組織青年抗敵同志會,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團結進步力量,依靠廣大群眾,領導淪陷區人民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通過演話劇、街頭劇、壁畫、唱抗日歌曲、辦兒童干訓班、夜校等各種形式向群眾進行抗日救亡宣傳活動。與此同時,地下黨還拉攏土匪,組建抗日武裝隊伍。1945年5月,隨著抗日戰爭進入反攻階段,東縱六支隊挺進海陸豐,廣泛出擊日本侵略者,建立敵后根據地,并著手建立民主政權。第四區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在捷勝成立抗日民主政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同年10月,國共雙方在重慶簽署了《雙十協定》,國民黨被迫同意和平建設的方針。1946年初,國共內戰爆發,國民黨廣東政府派154師、186師進駐海陸豐,配合當地武裝,對中共抗日武裝、民主政權和群眾團體進行圍剿掃蕩。6月,東縱北撤山東。中共海豐縣委根據上級決定,改為特派員制,依靠北撤時留下的少數武裝來掩護地方黨組織的活動,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因而黨組織轉入地下掩蔽活動,實行單線聯系,根據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進行穩打穩扎地斗爭。

      1946年11月,中共廣東區黨委在香港召開干部會議,作出了恢復武裝斗爭的重要決定。1947年1月,海陸豐人民自衛隊成立,接著成立中共海陸豐縣委。從此,海陸豐軍民又投入轟轟烈烈地解放戰爭。其斗爭特點,主要是趁國民黨兵力大部北調投入內戰戰場,后方空虛的時機,采取分散、獨立作戰,以武裝工作隊(短槍隊)的形式,發動群眾,襲擊國民黨的重要據點及鄉鎮。捷勝地下黨組織根據中心縣委指示,召集隱蔽的抗日人員和青年參軍,發動、組織群眾反“三征”,實行減租減息運動,組織武工隊、民運隊、民兵后備隊,積極配合人民自衛隊主力。

      1948年2月,田墘捷勝聯防隊成立,并與游擊隊里應外合,襲擊敵偽和海匪,有效地支持、掩護了人民自衛隊和地下黨的活動。3月,“天雷”與“海鷹”兩支短槍隊在捷勝附近會合,準備敲掉捷勝偽警察所。經偵察和商議后,把隊伍化裝成趁圩趕集的農民、商販和酒徒,混入城后即分散在偽警察所門口的街道附近。另外一部分戰士則分布在后山北門一帶游動,以策應情況的變化。一切部署停當,戰士們按計劃在指定地點等候命令。當天下午3時左右,天雷隊長江國新看準時機,突然用右手往腰間一拍(這是開始戰斗的信號),隨著響起兩聲槍聲,警察所門口的兩個衛兵應聲倒地。“天雷”和“海鷹”的戰士像潮水般涌入警察所,迅速俘虜了所里10多名所丁,繳獲了10多支步槍和一批物資,順利結束了戰斗。

      10月22日,駐捷勝王釗聯防隊官兵于夜間起義,發表了《起義告敵官兵書》和《告海陸豐同胞書》。事后又在香港《華商報》報導,影響很大。國民黨海豐縣政府為配合宋子文對廣東的第二次“清剿”,不久,即調派其得力干將馬德新聯防隊來接營,制造白色恐怖。在這期間,地下黨組織采取秘密活動,夜里寫貼標語和政府布告、散發傳單、了解敵情、輸送情報、創辦刊物、培養進步青年參隊、發動完小高年部學生反對學校當局制止學生學習民主歌曲,以及發動農民進行“二五”減租等。

       動蕩的時局已隨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而告終,安定團結的日子在凱歌聲中到來。1949年7月1日,捷勝解放,成立人民政府和青年團支部。8月,邊縱主力解放陸豐縣城,反動武裝鐘鐵肩率余部逃竄至汕尾沿海,只有保安團七總隊殘部和海匪吳炯烙(吳奇)殘部共600多人,盤據在碣石負隅頑抗。10月15日,海豐解放。10月18日,汕尾和平解放。

       11月23日半夜,東一支新三營和六團欲攻打玄武山,但保安團與吳炯烙部隊已撤到淺澳、烏土半島,待追至淺澳、烏土時,吳炯烙又已帶了一幫親信乘電船從海上逃至龜齡島,其他400多人則被虜,當中還有混在海匪中的國民黨軍官何汝煌、黃文陶、羅志勤、李大海等人。12月初,汕尾軍事管制委員會派五團配合東一支清剿龜齡島海匪,動員帆船一百多條、機輪五艘,在上午8時許,發起總攻。當時,起義的游緝大隊長栢新宇率軍主攻龜齡島正面;五團營長朱連房則率部乘機船從汕尾海面抄襲該島背后。在炮火猛烈轟擊的掩護下,紅軍戰士攻上海島,匪徒不支,舉手投降。海匪司令吳炯烙被捕。至此,海陸豐全境解放,捷勝人民在一片歡呼聲中獲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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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2019-6-14 14:34:29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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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遺址探蹤

       捷勝鎮歷史悠久,文化發達。早在五千年多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便有先民在捷勝沿海的沙坑、牛肚、東坑和沙角尾等地漁耕狩獵、繁衍生息,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彌足珍貴的文化遺址。特別是“沙坑文化”,已成為國際考古學家所熟知的考古文化名詞,可以說,“沙坑文化遺址”是汕尾(舊屬海豐縣一鎮)眾多古文化遺址中的前沿陳地。

       統觀整個汕尾地區,在解放前后發現的古文化遺址,共有20多處,因山移水改、農田開發及政府部門未加保護之緣故,致使不少古遺址遭到嚴重破壞。現就歷代以來中外考古人士對汕尾市沿海地區古文化遺址所進行的挖掘、采集工作的次數、文物去向問題及其他情況,逐一贅述如下:

       一、1933年,捷勝天主教堂殷神甫在捷勝教友的協助下,在捷勝沿海的沙坑、牛肚、東坑及沙角尾等文化遺址進行長達四年的挖掘、采集,共獲取石器、陶器及陶片10余箱,隨后與汕尾基督教福音醫院院長英籍醫生裴義禮合作,將文物偷運到香港。

       二、1934年,自香港來到汕尾郊區十八鄉傳教的英籍神甫、考古學家但尼爾&#8226;芬戴禮(DonieIJ&#8226;Fim),首次發現汕尾埔上墩遺址的出土文物與香港南丫島出土的文物相類似。在歷時三個月的考古活動中,芬神甫共拾獲和收購了大量的磨光石器及陶器、陶片,并將其帶到香港,隨后又在香港陸續發表了有關這次重要考古發現的13篇論文,從而推翻了“南中國沒有新石器文化”的歷史定論。

       時任汕尾天主教堂總管的意大利神甫麥兆漢[一作“麥兆良”(R&#8226;Maglioni)],起初亦曾協助芬神甫在汕尾一帶進行考古工作。1936年,芬神甫在香港去世后,麥神甫連續十年致力于汕尾史前文化的考古研究,其足跡遍及汕尾沿海的石腳桶、下洋、埔上墩、梧桐鄉、禎祥、牛肚、沙坑、東坑、三角尾、寶樓山、橋仔頭、獅仔山、石鼓、南町、菝仔圍、施公寮、湖東、過港山、竹嶺腳、建茶、埔尾、寮口、徑尾、新徑等20余處史前遺址。因他從1926年起便來汕尾傳教,能操一口半生不熟的漢語,是個“汕尾通”,跟鄉下人接洽方便,故此,他收集的文物極其豐富,共有1萬余件,全部存放于汕尾天主教堂的神甫房,其中包括捷勝沙坑北遺址出土的彩繪圈足盤和敞口罐、東坑南遺址出土的流帶把壺、沙角尾遺址出土的矮圈足陶罐及大量的石器、陶器、陶片等。

       1946年,麥神甫將其中6000余件文物及其考古手記、筆記等資料帶往香港,余者4000件則存放于汕尾天主教堂。后來,他根據汕尾史前文物資料及考古筆記,撰寫了多篇論文。最初的研究論文《海豐考古收獲》,曾于1938年初在香港《自然科學雜志》上發表,論證了汕尾史前原始居民主要是經柬埔寨、香港來的西方種族,與“仰韶文化”同源的觀點。同年春,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三屆遠東史前史學家會議”上,又發表題為《南中國考古收獲的幾個要點》的重要論文。1952年,他又在《遠東學報》上發表了《南中國考古》的重要論文,提出汕尾新石器時代的“沙坑文化”、“沙角尾文化”、“菝仔圍文化”、石銅混用時代的“徑尾文化”及青銅時代的“寶樓文化”等考古文化名稱,并以此將汕尾史前時期劃分為:新石器時代以沙坑、沙角尾、菝仔圍等典型遺址為代表的文化時期;石銅混用時代以徑尾遺址為代表的文化時期;青銅時代則以寶樓山遺址為代表的文化時期。此外,他還把菝仔圍文化類型中的捷勝沙坑南和東坑南遺址出土的有機物,送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碳十四的年代估定測驗。1953年,在他去世六個月后,其化驗報告才送達。麥兆漢考古研究工作的不足之處,便是從汕尾史前文化研究中,得出“中國文化西來論”的錯誤觀點。

       三、1942年2月16日,我國著名民族學家楊成志博士(海豐籍)為搶救汕尾史前文物,防止洋神甫再次將文物偷運到國外,亦特地與其姓程的秘書來到汕尾埔上墩考察,3月又赴捷勝沿海的牛肚、沙坑、東坑、沙角尾等遺址進行考古研究。當時,他們住在捷勝城內第五街何氏宗祠的大廳。在何少全、何漢邦、蔡時夏等人的陪同下,只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便挖掘、采集到大量的石器、陶片,加上楊成志在汕尾埔上墩、禎祥、梧桐鄉和石腳桶等遺址所采集的文物,共計有一千多件。后來,這些文物被運回坪石原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作南方考古教材標本,培育了一批考古人材。其考古資料在中山大學《文學院報》發表,1943年,又在中山大學文學研究期刊《廣東人民與文化》上發表。1945年1月,日寇南侵,韶關坪石淪陷,這千余件文物以及麥兆漢原存放于汕尾天主教堂、后被楊成志運到坪石中山大學的4000多件文物,一同消失得無影無蹤。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其下落猶未為人知曉。

       四、建國前,民族學家顧鐵符先生亦曾到過捷勝、遮浪考古,獲得少量的石器、陶器及陶片,并發表了《海豐先民遺址探撿記》。

       五、1983年——1984年,海豐縣文物普查隊重新對各個古文化遺址進行調查,在捷勝采集到一批典型的文化遺物,進行了必要的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果和實物資料。現其文物存放于海豐縣博物館。

       六、2003年7月,廣東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長邱立誠率眾到捷勝考察,對沙坑文化遺址出土的各種石器、陶器作了鑒定,認為捷勝的歷史可以上溯至5000多年前。

       由于中外考古人士對汕尾沿海各個古遺址進行了無數次的挖掘、采集,特別是捷勝沙坑村的幾個文化遺址的文物,更是遭到空前的洗劫,致使大量的歷史文物流失無存。

       現本章擬從“新石器時代遺址”、“唐宋元時期遺址”及“明清時期遺址”三部分,進行簡要地介紹。另如撈投嶼古城寨、黃百萬大厝、劉邦池大厝、劉英舊居、何氏“學海堂”、進修書屋、碧梧山房、遵經書室、南陽私塾、賴氏家塾、蔡氏祖祠、林氏祖祠、烈女亭、拂云亭、戲館、文昌閣、隆咚圩(雷公田)、滴水巖、蟾蜍井、七曲巷、旗桿夾、叮咚鼓及何白濤故居、李勞工故居、北門街紅樓、海基導組舊址等文物舊址及其他碑刻圖記,則留待《捷勝文物志》記載。

6#貢士
 樓主| 發表于 2019-6-14 14:48:11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6-15 15:10 編輯

     (一) 新石器時代遺址  
               沙坑北遺址
                                                              
       沙坑北遺址位于捷勝鎮西南2.5公里處,遺址東南面約一公里是沙坑村,因為村前有一坑溝,底質為沙,故取名“沙坑”。它靠山面海,西北部為丘陵,東南部為海岸平原,聚落沿公路西北、東南方向呈塊狀分布。南距龜齡島海域約二公里,逶迤的丘陵地帶成為該遺址北面的天然屏障;東面有山溪經村前排洪溝向南流出龜齡島海域。歷年來因造林砍林的緣故,該遺址已受到嚴重破壞。出土文物有磨光石器和夾砂粗陶片。
       石器,只有雙凸面磨光石斧,并沒有發現石制飾物和其他器類。

       陶器,多為夾砂粗陶器,有夾砂陶罐、陶釜殘件等。器形呈敞口、斜肩、鼓腹;器表加淺褐色陶衣,飾繩紋、刻劃紋、篦點紋等。燒制火候低。此外,還有制作精良的泥質軟陶陶器,這類陶器有敞口罐、圈足盤等。

       這類遺址還包括東坑遺址(《粵東考古發現》一書稱SON)。

       沙坑北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五千年至六千年。


7#舉人
 樓主| 發表于 2019-6-14 14:53:10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6-14 14:56 編輯

                          沙坑南遺址

       沙坑南遺址(《粵東考古發現》一書稱SOS)位于沙坑北遺址南側,東北面一公里是沙坑村,南距龜齡島海域約一公里,東面有淡水山坑向南流出大海。出土文物的特征:

       石器:石錛的橫截面呈梯形,有一種成弧凹形刮削器。還有石箭鏃、石矛、石戈等石器磨制特別精良,數量和器類都較多,是一處重要的制石箭工場。

       陶器:主要是一種飾繩紋的夾砂粗陶器。還有一種飾方格紋的泥質軟陶陶器,口沿用輪制,腹部用手制而器身頗薄。這種方格紋陶器與菝仔圍遺址最具代表性的泥質軟陶陶器相類似。

       據研究,沙坑南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貝殼碳十四化驗測定的年代是公元前1050年(差距100年),即距今三千年左右。
  

8#秀才
 樓主| 發表于 2019-6-14 14:55:27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6-14 14:56 編輯

                            東坑南遺址

      東坑位于捷勝鎮西南5公里處,相傳村民乃由福建遷來,因村前有一山坑溝自西向東延伸至大海,故取名“東坑”。地形三面環山,中間為谷地,南臨大海,聚落沿公路東北、西南方向呈塊狀分布。該遺址(《粵東考古發現》一書稱為TAS)位于東坑村南側,東臨東坑湖,西二公里是東坑鹽町,南距東坑海一公里,北距東坑村二公里,東北面有山塘圍溝淡水山坑,流經遺址東面出海。遺址面積約五十多畝。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征:

       石器:主要是一種數量較多的、呈弧凹形的刮削器。有一種橫截面成梯形的石錛。還有石箭鏃、石矛、石戈等。

       陶器:夾砂陶器有黑陶和紅陶二種,主要器類是敞口罐。還有一種矮圈足夾砂陶碗,器表飾繩紋。泥質陶有淺紅色和灰色二種,主要是一種有流帶的把壺,有一種直口陶罐和燒制火候較高的陶砵,器表均飾方格紋或雙線方格紋。有的方格紋陶已燒制成近瓷的硬陶,具備了較高水平的制陶枝術。

      海豐縣博物館工作人員在文物普查中,發現東坑南遺址還出土有一種帶深粽色厚釉的泥質陶片,由此說明,用釉的年代可上溯到新石器時代。

       以上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征表明,東坑南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末期。該遺址木碳樣本的碳十四化驗,年代測定于公元前1175年(差距400年),即距今三千年左右。

9
 樓主| 發表于 2019-6-14 14:57:17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6-14 14:58 編輯

              沙角尾遺址

       沙角尾(《粵東考古發現》一書寫作“三角尾”<SAK>)在捷勝鎮東南2公里處,因地處南海沙灘灣角尾處,而取名“沙角尾”。東北部為丘陵,西北部為海岸平原,南臨海。聚落呈海灘西北、東南方向呈塊狀分布。該遺址位于沙角尾村東南500米處的臨海山坡上,山坡多為紅粘土,草木不長,水土流失較嚴重。其出土文物有:
石器,主要是多型號的磨光長身石斧、石錛及少量的有肩石錛,還有呈葉形的磨光石箭鏃

       陶器:主要是一種矮圈足陶罐,飾曲折紋,腹部飾一周附加堆紋。有的罐口沿帶流。器表飾繩紋、斜方格紋、葉脈紋、曲折紋等紋飾。

       沙角尾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四千多年。


10
 樓主| 發表于 2019-6-14 14:59:13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6-14 15:00 編輯

                          牛肚南遺址

       牛肚村位于捷勝鎮南2公里處,因地處牛地腹部而取名“牛肚”。地勢西北高,東南低;西北為丘陵地帶,東南為海岸平原。東北毗鄰大淋村,西南與沙坑村接壤。聚落沿公路西北、東南方向呈塊狀分布。該遺址位于牛肚村南側臨海的斜坡上,東鄰云海寺,西近裕霖油庫,西南有大石牯古村落、沙坑南和茅埔墟鎮等遺址。面積約2000平方米。披露地面的器物有瓦當、陶碗、陶罐及盤等殘片。這一遺址與東坑南、沙坑南遺址屬同一時期。其出土文物的特征為:

       石器:主要是一種橫截面成梯形的石錛、石斧,制作精良,但數量較少。

       陶器:主要是夾砂粗陶,分白陶和紅陶二種。陶碗有刻劃紋、方格紋等紋飾,其中還有一種已被燒制成近瓷的硬度淺青色陶碗,但器表未飾紋樣。

       據考古研究,這一遺址屬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有三千年左右。

11
發表于 2019-6-15 08:51:23 | 只看該作者
河柳子 發表于 2019-6-14 14:59
牛肚南遺址

       牛肚村位于捷勝鎮南2公里處,因地處牛地腹部而取名“牛肚 ...

12
 樓主| 發表于 2019-6-15 09:36:48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6-15 15:10 編輯

      (二) 唐宋元時期遺址                                                       

               大石牯古村落遺址


       遺址位于捷勝鎮沙坑村南面一公里處,東面約一公里處是牛肚村,兩村群眾稱該遺址地名為“大石牯”,其正南500米處為龜齡島海域,向北附近為“七老將”墓葬。遺址面積4000多平方米。中間鑿有一條南北向水利渠道,現受破壞。渠道兩邊斷面,可見到晚唐時代的陶瓷碗片和成疊的瓦片,如瓦當、碗、簋、盤、碟、盤口壺、陶罐、陶釜殘片等標本到處都有。

       由于遺址遍植樹木,亂草叢生,而且遺址已為紅沙土所覆蓋,故其面目已難窺見。只能從渠道底層見其少許痕跡。因常年雨水的沖洗,現渠道中間底層南邊露有石層,呈傾斜狀,且有灰沙夯筑的梯級,向北有一處用灰沙夯筑的土層,其上側還有一呈三角狀的用灰沙夯筑的土墻,因渠道斷層沙土的流動,才露出地面。從上述情況來看,渠道底層疑為古村落的地層。據此可見,古村落已深埋于3米多厚的紅沙土之中。

     這一遺址遺存的器類特征:瓦當呈灰白色,圓形面徑9厘米,厚2厘米,面部印制放射線圖案紋。陶瓷器主要是淺綠半釉碗和淺青半釉碗,圈足小,口沿直徑大,碗壁較薄;陶罐,高30厘米,口徑16厘米,肩制作四耳,壁厚,平底,底徑20厘米,腹微鼓,器表施淺綠半釉,經廣東省文物研究所鑒別,屬唐代陶罐;陶釜,高  厘米,口徑  厘米,壁厚,平底,底徑  厘米,腹鼓,施   釉,屬晚唐的器物特征。據考古研究,該遺址屬唐宋元時期。



13
 樓主| 發表于 2019-6-15 09:39:36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6-15 15:11 編輯

                       茅埔墟鎮遺址


       遺址位于捷勝鎮沙坑村偏西南一公里處,南面400多米處為沙坑南古文化遺址,北面緊靠茅埔山丘,面積約有十多畝。歷代以來,當地群眾稱此地為“園埔圩”。

       《海豐縣文物志》則稱為“茅埔墟鎮”。其南側原有一條“古車路”,現已不存。這條“古車路”原從牛肚村西南方的“通弄”開始,經“七老將”祠前面,再從大石牯古村落西北側(今為車路田),直跨至“園埔古圩”。在1961——1965年期間,當地群眾在掏鐵沙(俗稱“做鐵沙”)時,曾挖到大量的鼎、砵、碗、等陶器,后來在一次大型的挖沙中,發現了一處“古灰窯”遺址,出土殼灰100多擔,半已燒焦的松柏猶存。向北還有晚唐時代的碗窯遺址(發現燒碗陶座),披露地面的主要器物有碗、簋、盤、陶甌、陶罐、瓷碟和瓦筒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這些器物在該遺址表層到處可見。現因植樹造林,荒草紛披,這些器物已難尋覓。

       這一遺址遺存的器物,主要有淺黃色半釉碗、淺綠色刻花半釉碗、半釉陶甌。器物的特征,均為圈足較小,口沿直徑大,施半釉。據考古研究,茅埔墟鎮屬唐宋元時期遺址。1927年底,紅二師和農會軍攻破捷勝所城后焚燒整改時,曾發現蔡黃二姓有茅埔墟鎮的厝地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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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2019-6-15 09:41:27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6-15 15:11 編輯

   (三) 明清時期遺址

                          隍廟戲臺遺址


       隍廟戲臺遺址位于捷勝所城東北角后山頭,在城隍廟之前,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臺向40度,臺墩高1米,面闊三間,明間寬4.4米,兩翼次間各1.9米,進深4.1米,風火式山墻,梁架是穿斗式結構,為明代土木建筑特點。

       關于建筑年代,出于傳說或見于書籍的說法有三:一說是與海豐縣城城隍廟戲臺同建于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一說是比海豐縣城城隍廟戲臺后建十年,即明永樂三年(1405年);另一說則是建于明萬歷年間(約1584年)。

       然據清雍正年間捷勝籍洪輝騰所作《洪氏族譜》序文載:“捷勝城所府署官衙暨城隍廟戲臺等地,前乃我洪氏產業。洪武十年(1377年),我祖諱瑛公將原卜擇定為我洪氏建祠地之北園三十余畝獻于官,辟為今所內文武官署。洪武十有三年(1380年),城所官署告竣,城所內外社約眾信議建城隍廟加筑廟前戲臺,眾紳耆商于瑛公,公復將業地贈送之。越年廟臺落成,隍爺進廟演戲慶祝,總理燈首特備福席親送洪氏香火堂。每屆城隍圣誕,送福席惠餉我子孫,為前明慣例。廟內有石碑鐫述瑛公樂善好施。迨康熙移民遷界,城所社里人煙已絕,隍廟倒塌,石碑不存,復界至今數十年,人戶漸復,城隍圣誕亦漸復,然每年燈首送福席之事,瑛公捐獻城所地復贈城隍廟戲臺等地之舉而成口傳。茲值續修牒譜之際,加敘此序,以彰我瑛公德澤,毓我子孫之爾。旹雍正十一年冬至裔孫洪輝騰撰。”序文所言可信性強,因洪輝騰乃捷勝洪氏裔孫,對其祖瑛公捐獻城所地復贈地之舉,當熟知之。若此,捷勝古戲臺應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越年”(十四年)落成,比海豐縣城城隍廟戲臺要早建十五年。那么,以上三種說法,便不太可靠!而從《洪氏族譜》序文看,亦證明了捷勝所城在明朝初年便有戲曲活動。

       相傳農歷八月十五日城隍爺誕,從十四日起至下(九)月演戲三、四十臺(全城每年演戲達兩百多臺),其演出的節目有封神榜、漢傳、三國傳、隋唐傳、岳飛傳、楊家將傳、水滸傳等大傳戲及明清各個方面的歷史故事劇,還有牡丹亭、西廂記等小傳戲,真是“聚五千年歷史,演廿四史篇章”、“往來將相客,出入帝王家”(戲臺聯),這說明了明清、民國時期的捷勝所城,文化很是發達,群眾大都善于看戲、評戲,是海陸豐聞名的“大棚腳”。據載,戲班藝人升“月價”時,便要經過“四山”的品評,俗有“頭玄山,二盤攔(今屬惠東),三鳳山,四后山”之說,而捷勝后山則是最高水平的一關。因此,戲班進入捷勝第一天,班主(或“大筆”——劇務)須把行當演員名單及各人“月價”(月薪)遞交廟會總理過目,總理便根據他們的“行額”(該扮什么角色)點戲,并參考其“月價”來要求他們。

       城隍廟戲臺下座界分明,男人在前,女人在后;男的多站,女的多坐。女人所坐的都是特制的“高腳椅”(高達二米),這種椅家家戶戶都有,專供女人看戲所用。戲場周圍(不論大小棚腳)攤販林立,擺賣煙酒、糖果、熟食、茶點等,日場則有民間藝人擺賣紙扎或泥塑兒童玩具,角落處還有圍賭。此外,戲臺下左右兩側還設有八個劇評座,各備有紙筆墨,供劇評人員(通常稱為“戲雕刀”)扎記演員(特別是“行柱”)的弱點或失誤。對有差錯者,除扎記存查之外,還要遞條子上臺,或批評指正,或恥笑奚落,或責令退場,甚至吊上草鞋、雨傘和少許元錢、紙幣,請其明天上路回家,更甚者還要挖空心思,寫了諷刺、嘲笑的詩詞或對子貼在大路口,以示大眾,真可謂竭盡挑剔之能事;然亦有某些戲雕刀對演員刀下留情的,但畢竟少數。因此,來捷勝演戲的戲班,總是不敢茍且,生怕一出差錯,便遭到非難,然藝人們卻又喜歡赴捷勝演出,希望以此來檢驗自已的藝術層次,而技拙者則視為畏途。所謂“神仙難賺捷勝錢”這句諺語,便是在戲班藝人中流傳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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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2019-6-15 09:44:26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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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勝所署遺址

       捷勝所署遺址位于捷勝鎮后山頭(一說在南門內),其規制與海豐、甲子二所相同。據明嘉靖版《海豐縣志》及清乾隆版《海豐縣志》的記載,該所署中間為大堂,堂后面為公廨,再往后為土地祠;東西兩序為吏房,堂右側有永積倉,左側有旗纛廟;堂前為儀門,儀門右側有獄房,儀門前設有譙樓,譙樓門外又設照壁。

       關于它的肇建年代有兩種說法:其一,清雍正十一年捷勝洪輝騰《洪氏族譜序》記載:“捷勝城所府署官衙……,前乃我洪氏祖業。洪武十年,我祖諱瑛公將原卜擇定為我洪氏建祠地之北園三十余畝獻于官,辟為今所內文武官署。洪武十有三年,城所官署告竣。”其二,明嘉靖版《海豐縣志》記載:“捷勝所署……,洪武二十七年,千戶侯良建。正統九年,千戶張賢修。”

       以上兩種說法,一種是說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洪瑛將地獻于官,建造文武所署,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告竣,但未提及是誰所建。另一種則說所署是千戶侯良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所建。孰是孰非,難以定奪。不過,有一點則可以肯定,即是捷勝所署是由明千戶侯良所建,而且它的肇建時間是在建城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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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2019-6-15 09:46:03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7-17 15:54 編輯

                  捷勝所城遺址

       捷勝所城位于汕尾市城區南部海濱,北距市中心15公里,東側3公里處為“石狗湖”,連接沙角尾澳;西南側1公里處為“黎明洞石室”;南側3公里處是龜齡海域;西北2公里處是西山“得道庵”,是一座環境優美的濱海城鎮。

       捷勝所城是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都指揮花茂奏立,二十八年(1395年)八月十五日千戶侯良創建(明嘉靖版《海豐縣志?城池》)。萬歷十二年(1584年)千戶汪如圭重建(清同治版《海豐縣志?續篇?建置》)。初名“捷徑”(《明史?地理志》),后改名“捷勝所城”,因城所狀如四方,且周高中低,極似漁罾,故別稱為“罾城”。

       《海豐縣文物志》載:“城呈不規則四方形,四周城墻全長1612米,面積162300平方米。城墻原高5米,墻基寬4米,設垛口440個。……分東、西、南、北門,建四座敵樓。”又,明嘉靖版《海豐縣志?城池》載:“城在金錫都,……周四百七十二丈,崇(高)一丈,廣(寬)一丈有五,池(護城河)深一丈,廣殺(減少)二尺,敵樓四,樓下辟門。”從以上二種歷史記載看,明顯有些出入。

      根據《海豐縣財政志》所附錄的“明清時期度量衡制度”中1丈=10尺及1尺=0.32—0.341米來計算,明代捷勝所城四周城墻全長應為1609.52米,城高3.41米、寬5.12米,護城河深3.41米、寬2.73米,設垛口44個,分東、西、南、北四城門,設有吊橋通往城外,各城門附建有城樓。城內辟四大街,成十字形,東門街長230米、西門街長175米、南門街長183米、北門街長221米,并設有文武所署、鎮撫司、吏目廳、軍械局、永積倉、教場、旗纛廟、獄房、土地祠等官方機構及其他配套。
      城墻大部分用灰沙夯筑,靠近四門地段則用大方塊磚(傳說大方塊紅磚是田墘湖東瓦窯欄燒制)砌筑。四城角各有一個瞭望角,成犄角勢。每個城門外都有一個城門甕,各成弧勢拱衛著內城,具有雙重防御作用。北門無月城,配防炮17位。

      清道光二十六年,自汕美移炮1位,小銅鎖炮1位,共有護城鐵炮19位。配有戰船二座。另有軍事通訊大小茅山煙墩2個,一在東面臨海之大茅山;一在西面臨海之小茅山,可以監視海外數十里的情況。還有2條運輸河道,一名軍水河;一名石狗湖河,均為明清兩代軍需和其他交通的主要河道。

      據《廣東省海豐縣地名志》載:所城“派駐千戶城守一名,明初常駐官兵1200名。”按明朝兵制,實駐有簡武勇編隊伍1125名。至明嘉靖初年“捷勝所絕故旗軍五百四十有二,實在五百六十有九。番上梧州征調二哨,凡三百九十有八人,備長沙海澳一百一十有二人。”(《戍守》),計有駐旗軍967人,若無到梧州征調二哨398人,則實駐旗軍569人。迨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所駐旗軍僅有328名。明代捷勝所城設有千總、守備等武職;至清代又改設游擊、守備及把總等武官,分領綠營兵。

      “城所”屬碣石衛管轄,為該衛九所之一,是明清兩代海豐縣的海防重鎮。

       清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城所數十名老將和文武官員棄城逃走,城所廢置。迨至1927年11月19日,捷勝所城毀于兵燹。大革命失敗后不久,部分城墻又陸續拆毀,而原來的墻基則變成環城大馬路,現只殘存西北一城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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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2019-6-15 15:14:12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6-15 15:21 編輯

                        內文閣遺址


      內文閣,又稱內文祠,在捷勝所城南門內,清雍正二年(1724年)呈報,十年(1732年)由貢生何夢瓚主持修建。當時,內文閣的修建,是清代海豐縣的一次空前盛大的重視文化之舉,上至海豐知縣、所城游擊、都司、貢生、監生、生員,下至兵士、民夫,皆踴躍參與捐資,實可謂四方萬里,民皆喜幸。
        
      內文閣占地面積約有1000平方米,為三進式土木結構,自低而高,布局美觀,氣勢恢宏。據清雍正十三年《起建約臺碑記》和同治七年《修建會碑記》載,前樓稱為會魁樓,俗稱“魁星樓”,設二層,樓下正面辟方形門,直通內側圓門,圓門兩側邊角,又設有圓門,可沿梯級上二樓;樓上祀有魁斗,并有圓窗遙對黎明洞魁星石,以取會魁之意。會魁樓大門前原立有左側原有“文武百官,至此下馬”碑。中座原稱罡□宮,崇祀三圣,宮有前后町,前町備歲時濱慶之用。迨至嘉慶中葉,復奉魁星圣像于中座,并為中座增修潤色。同治丁卯秋再修,并改名為敦化堂,取朱熹“敦厚其化,根本盛大”之意。敦化堂左側設有走廊,可通后座約臺,右側則建有五間教室。后座稱為約臺,臺堂內祀有“孔夫子”。整座文祠具有明清時期土木建筑特點,是清代捷勝所城的正規學館。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四日廢科舉,內文閣遂改名為文亭高小學校。進入民國中葉,敦化堂已毀,只存前樓和后座約臺。建國后,曾改名為中心校、西南校。迨至1978年,又改名為捷勝中心小學。1989年,拆左側走廊建教育樓,右側教室則夷為平地。1997年,又拆會魁樓,重建新門樓。現僅存后座約臺。

      附:清雍正十三年《起建約臺碑記》
      雍正二年春,
      呈上□□仰□:
      圣祖□□□□六十年來,吏精圖治,教養萬民,咸臻于穆之風,共樂升平之治,特頒上諭十六,作本諭中外臣民惟恐奉行日久,急于宣講匯集,參諭十六條,尋緣至義,將行其文,旁征博引,名曰圣諭廣訓,頒行文下詔直省、州縣、市鎮皆立約所,置約長一人,每逢朔望,大小文武齊集,紳士兵民宣講。

      詔下之日,臣民喜幸!即海隅徼寨、四方萬里之外,而急公就事者,踴躍爭先。壬子冬,捷勝之約所成,□□于甲寅孟夏刻,四日奉命鎮守捷勝所城,于望日恭詣約所,齊集紳士兵民,宣講上諭。見約所一間,垂懸條諭,宣者群處□污之下;聽者環立無堞之上。講畢,謀于諸紳士曰:是非尊親之意,須另筑一臺,高懸上諭,垂列條教,使宣者、聽者,或坐或立,各旁其所。始申崇敬之誠,諸紳士咸是余言,正令而集,各出資有差及拔其尤□人。董其事,鳩工庀材若梓者、石者、藻繪者,成服厥事,而廡□、而門檻、而扁額,悉備。□□閏月而落成,□見斯臺巋然與皇圖葦固億萬斯年矣。是役也,計紳士、僚屬、耆老、兵民題銀,并余所捐不腆之俸,兵工有二十余兩,并勒姓氏于貞珉,以垂不朽!
      特簡
         廣東碣石鎮標右營游擊賴天祥撰
        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孟夏秋吉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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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2019-6-15 15:19:34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19-6-15 15:20 編輯

               外文閣遺址


       外文閣,又稱外文祠,位于捷勝所城西郊,清雍正二年(1724年)呈報,十年(1732年)由貢生何夢瓚主持修建。該文閣占地面積900平方米,比內文閣規模稍小,亦為三進式土木結構,建筑布局與內文閣相同。前樓亦稱會魁樓,內祀魁星爺;中座稱為敦化堂,分祀關帝君和孔夫子;后座為約臺,祀文昌帝君。

       據考,清道光年間,捷勝所城有人欲為外文閣題一副對聯,恰好黃漢宗游捷勝,便請其題寫。黃漢宗問清楚外文閣的具體情況后,不假思索地吟出“志在春秋,前圣后圣;星聯魁璧,天文人文”的絕妙對聯。他巧妙地將魁星爺、文昌帝君和孔夫子、關帝君鉗入對聯,真是讓人拍手叫絕!后此聯被鐫刻于外文閣,至文革期間被毀。

       外文閣并非一所正規學堂,而是專為祀神而設。在清代,因科舉應試的需要,遂將外文閣定為科試前士子們強化訓練的教學場所,無形中已成為捷勝所城的最高學府。據考,當時捷勝所城的許多士子,不論考秀才、舉人、貢生或進士,都須在一個月前自帶糧食被席,前往外文閣住宿,參拜魁星爺和文昌帝君。同時,在教官的督導下,進行考前的強化訓練。據考,清末進士翁天祜在中式前,便曾在此進行考前訓練。

       上世紀解放初期,外文祠被拆毀,其木石柱全被遷往城內鶴嶺下建造市場(即老魚市,俗稱“戶傘亭”)。現已擴建為捷勝文昌中學,是鎮里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學。自清以來,文脈相連,猶保持著最高學府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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